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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织女“错”在哪里?
梵阿一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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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7 14:55:00 )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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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织女“错”在哪里?
文/邢哲夫

爱没有错,爱永远没有错,爱一直都没有错,错的只是关系。
——素黑

换个时代再一起,等荆棘满路全枯死。
——黄伟文《命硬》

一、古老的故事

我们熟悉的七夕故事是流传于民间的最终版本。穷屌丝牛郎长成了大龄剩男,依旧没有告别单身。一天,黄牛突然开口,对牛郎说天上的仙女们将要下降凡间洗澡。只要你将那件粉红的衣服偷走,就可以成功逆袭。牛郎照着黄牛的指示,偷走了织女的粉红衣服。洗澡后,其他仙女穿上衣服飞回天宫,只有织女因为找不到衣服而留了下来。织女最终和牛郎相爱。并和牛郎生下了两个孩子。天上的王母娘娘对这种违背礼法的爱情十分愤怒。于是将天女抓回天庭。

黄牛这时已在弥留之际,他让牛郎披上自己的皮,飞到天宫追寻织女。王母娘娘用簪子一划,划出一道银河将二人隔开。牛郎为了见到织女,便试图将银河水舀干王母娘娘害怕银河干涸,于是允许二人七月初七相会一次。喜鹊为他们的相会搭桥。他们在相会中相拥而泣,人间的这一天也是雨天。这便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其实,七夕的故事有着比较漫长的流变史。牛郎织女双星的要素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意思是织女星虽然飞梭不停,但却始终织不出布匹,而牵牛星虽然闪闪发光,但也没法拉车走动。而到了两汉之际,牵牛织女星的形象进一步人格化。《史记•天官书》说“织女,天女孙也。”织女成了天上的公主。而“织女”也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类人。如《搜神记》里的《七仙女》故事,七仙女就是织女。《拾遗记》中少昊的母亲也是织女,与白帝子穷桑相会,生了少昊。与牛郎谈恋爱的织女只是织女中的一位。班固《西都赋》记录长安昆明池上的牛郎织女塑像:“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基本确定了牛郎织女隔水相望的格局。

我们熟悉的汉代《古诗十九首》似乎是最早为牛郎织女赋予爱情意味的文字: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而到了南朝梁,《荆楚岁时记》一书引用殷芸《小说》说:织女是天帝之女,住在天河之东,年年为天宫织造天衣。天帝同情她的孤独,于是将她许配天河之西的牛郎。而织女出嫁后便不再织布了。天帝大怒,责令她回到河东,每年只能与牛郎相会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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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悲剧的诞生

我们习惯于把牛郎织女的故事解读为反抗封建婚姻,追求自由恋爱。但联系这个故事的源流及各个版本,“反封建”的主题似乎就暧昧起来。因为在较早版本比如殷芸《小说》里,恰恰是天帝的意志玉成了牛郎织女的姻缘。所以说,至少在这里,与其将这个故事理解成反抗,不如从中追问传统社会对于婚姻具有怎样的理解。当然,本文意在追问而不是辩护。本文认为传统社会的某些制度和观念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就认为这些制度就是良法,这些观念就是通谊,更不意味着主张回归传统,回到过去。本文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在“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以一颗通达的平常心去理解历史的所以然,让悬空的“古今之争”稍稍落地,以便更好地把握当下。我们也可以借此进一步追问人作为历史中的人,在承负历史给予的有限性之际应该如何生活。

其实,“牛郎”和“织女”的名字就颇能说明问题。在这里,名字代表身份。很显然,牛郎就是传统农业社会中“九九加一九,牵着耕牛遍地走”的青壮年农夫形象,而织女则是“昼出耘田夜绩麻”的劳动妇女形象。他们的形象都十分“接地气”。虽然在故事里有着天潢贵胄的光环,但天堂仍然是大地的延续。神话里的天上地下,都不过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理解的变形。也就是说,牛郎织女之间不管爱得如何轰轰烈烈,到头来他们终究只是“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的小农家庭。(有趣的是,我们熟悉《夫妻双双把家还》虽然讲的是《天仙配》的故事,可唱的依然是彻头彻尾的世俗生活)

那么,搞清楚牛郎织女的小农身份,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个故事的悲剧性。在传统农业社会,婚姻的意义首先是传宗接代,繁衍子孙。在广大农村,生孩子特别是男丁也是提供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没有男丁的家庭,常常会因为劳动力的缺乏而吃亏,甚至受歧视和欺负;此外,在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传统社会,养儿防老也是生育的重要动因;传统婚姻的第二层意义就是形成经济共同体,通过建立在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劳动(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获得生活资料,养活自己和家人。这大概对应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两种生产”:生活资料及生活工具的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可以说,传统社会的婚姻总体而言是实用主义的。落后的生产力和匮乏的生产生活资料,决定了超越于实用之上的爱情婚姻都是奢侈。不管多么轰轰烈烈潇潇洒洒,都要让位给现实的生产生活。

在故事较早版本(殷芸《小说》)里,织女在婚后荒废了纺织,才受到了天帝(织女的父亲)的惩罚。为什么废了纺织,故事没有说。但我们一猜就可以猜到,二人世界太美妙了。“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耽溺于卿卿我我,儿女情长,自然就“忘掉天地也记不起自己”。织女的沉沦无疑背叛了自己的“织女”身份,背离了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对婚姻的定位。东晋葛洪《抱朴子·疾谬》批评当时社会风气:“而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紞之务,不绩其麻 ,市也婆娑 。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批评女子不劳动而务欢娱,和《小说》似乎互文见义。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儒家论夫妇关系时,但言夫妇有别,从未言夫妇有爱。”儒家文明本质上就是农耕文明,是农业社会宗法制度的代言人。而费孝通先生也在《生育制度》中指出:

“若是一个社会生产技术很简单,生活程度很低,男女在经济上所费的劳力和时间若需要很多的话,这种社会里时常是走上偏重夫妇间事物上的合作,而压低夫妇间感情上的满足。再换一句话说,夫妇之间可以片中感情生活的发挥,必须在一个生活程度较高的社会,其中具有各种设施可以减轻他们富裕的责任以及经济上的劳作……夫妇一方面是共同享受生活的乐趣,一方面又是共同经营一件极重要又极基本的社会事业。若不能两全其美,就得牺牲一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牺牲前者。”

不幸的是,织女偏偏选择了牺牲后者,牺牲了不劳动不得食的基本原则,去换取男欢女爱的不能承受之轻。“全世界都可以放弃”,自然受到了世界的惩罚。当然,从女性的角度说,在传统社会女性地位低下,在家庭中只能被视作生产和生育的工具。女子出嫁后的天职便是相夫教子,挑水织布,不能有太多属于自己的生活。即便是天庭里也不例外。传统女性确实十分悲苦。但在这个故事里,主要矛盾倒不在于男权对女性的压抑(牛郎也是受害者,况且织女是天帝的掌上明珠、千金小姐,两者之间即便存在父权压迫,也不存在性别压迫),而在于现实对理想的制约,在于丰满的理想不得不面对骨感的现实,并且不得不承担现实的后果。天帝的逻辑与其说是强权的逻辑,不如说是现实的逻辑。云上的日子终究要回到大地的怀抱。

这个故事发展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版本:王母震怒、喜鹊搭桥。不管桥段如何变化,所反映的都不过是理想的爱情与现实的婚姻制度的矛盾。所不同的是,这个故事的“终极版”中,牛郎织女变成了不告而娶的私定终身,挑战了王母娘娘作为家长的权威,因而受到王母娘娘惩罚。在这个版本里,王母娘娘惩罚的不是织女对婚姻意义(生育和生产)的背离,而是对婚姻基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背叛。牛郎织女这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在传统社会确实是惊世骇俗的超前之举。在传统社会,自由恋爱之所以 “危险”,是因为“结婚不是件私事”(费孝通语),“社会不管以什么方式批准其成员的婚姻,事实依然是,婚姻现在不是私事,从来就不是私事,也不可能是私事。”(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而自由恋爱恰恰将结婚变成了“私事”,将婚姻的基础变成了两个人的私人情感,而不是共同体的公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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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社会里,“昏(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婚礼是两个小共同体之间为了维护社会关系、繁衍后嗣子孙而必须的仪式。之所以需要仪式,是因为它是两个小共同体向社会大共同体做出的庄严宣告,仪式性即社会性。诚如瞿同祖先生所言:“婚姻的目的只在于宗族的延续及祖先的祭祀……我们自不难想象结婚之具有宗教性,成为子孙对祖先之神圣义务。”而牛郎织女的结合恰恰是没有婚礼的婚姻。没有婚礼,也就意味着没有传统婚姻的公共性基础,所谓“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礼记·内则》),不仅失去了体面,也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和祝福。

众所周知,传统婚姻制度最大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家族的繁衍。甚至万恶的包办婚姻制度,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只能说是基于利益而不只是基于权力的理性选择。正如苏力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人们活动范围狭小的农业社会,包办婚姻和媒妁之言最大的用处就是避免自由恋爱造成的近亲结婚,保证后代健康。此外还能增加信息渠道,节省交易费用。(苏力《从梁祝的悲剧说起》)除了生育,更重要的还是养育。养育孩子靠的不是夫妻的卿卿我我,而只能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基础。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

“婚姻的意义,是在确立双系抚育。抚育既需双系,而双系抚育却并没有自然的保障,因之人们得自己想法,用社会的力量保证生出来的孩子不但有母而且有父,于是有婚姻。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因为依我所知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地方把婚姻视作当事人间个人的私事,别的人不加过问的。婚姻对象的选择非但受着社会的干涉,而且从缔结婚约起一直到婚后夫妇关系的维持,多多少少,在当事人之外,有别人来干预。这样把男女个人间的婚姻关系弄成了一桩有关公众的事件了……单靠行的冲动和儿女私情并不足以建立起长久合作抚育子女的关系来的。”(费孝通《生育制度》)


所以,故事里的牛郎织女也未能免俗。他们相恋之后便生下了一男一女。或许在古人看来,牛郎织女生下了后代,便不再是离经叛道的罪人,王母的惩罚才变得不讲道理不近人情。而且古人眼里,儿女灯前才是完整而幸福的家庭,这更能反衬王母娘娘棒打鸳鸯且让孩子失怙的残忍。正是牛郎织女生儿育女这个情节,透露了古人重视生育的集体无意识。而且古人似乎是有意通过这一情节,来开脱牛郎织女的“罪”,这或许恰恰说明古人潜意识里对牛郎织女背后的礼法秩序特别是生育制度是认同的,所同情的只是那三百六十四个难捱的朝朝暮暮。

但王母娘娘的专断意志也并非个人的任性,而是传统社会的自然。传统小农经济的聚落而居、家庭联产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农村的基本单位不可能是现代城市中以夫妻横向联系为主轴的核心家庭,而只能是四世同堂纵向联系的大家族。这种家族不可避免地以老人为核心而不是以夫妻为核心。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令现代人震惊和愤怒的现象:“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礼记·内则》)婚后妻子的去留取决于老人的好恶,这当然是吃人的礼教,早就应该推翻,但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四世同堂的家族小共同体决定了家长本位的差序格局。而有代际的地方就有代际压迫和代际排斥。这固然是一种结构性的恶,然而它只是无辜的恶而非道德的恶。除非经济基础的转变,否则我们对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只能诅咒了。

爱情是私事,婚姻是公事,公事就要公办。牛郎织女的悲剧性就在于他们将私人领域的法则凌驾于公共领域之上,以私人情感对抗公共选择。个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发生了根本冲突,正是这种冲突产生了悲剧。按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辩护的理由, 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牛郎织女固然是敢于反抗、敢爱敢恨的悲剧英雄,但王母娘娘也并不是专门害人的容嬷嬷。

不管怎么说,王母娘娘的惩罚以及背后的礼法秩序只能存在于传统农业社会。走出了中世纪并进入工业社会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我们如果依然如此,那百年来的革命和改革便都白革了。揭示这个故事的历史逻辑也并不等于为那个时代招魂——那不是脑子有问题,就是心理有问题。

讲到这里文章似乎就可以结束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什么是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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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世间情为何物

古希腊哲学不讲“爱情”,只讲“爱欲”。柏拉图在对话录《会饮》篇中,借助苏格拉底之口告诉我们,爱欲是灵魂向上的动力因。爱者通过爱美的身体,进而爱美的灵魂,最终在美的沧海中与美本身邂逅相遇。爱欲是有差等的,男欢女爱是爱的初阶,是爱智慧、爱美德的启蒙阶段。它引导天性优美的人瞥见至善。这里的关键有两点,第一、古典哲学中的爱欲基于人的自然理性。向上是人(哪怕是少数人)内心禀有的自然正当;第二、这种爱欲仅仅作用于私人领域,与社会无关并且尽可能地疏离于社会。就像歌德说的那样:“我爱你,与你有什么关系?”

然而,到了现代社会,“爱欲”悄悄被偷换成了“爱情”。如果说“爱欲”具有自然理性的属性,那么“爱情”则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什么是意识形态?经典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就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之上的人们的观念总和。和“自然正义”“自然理性”这些普遍永恒绝对的形而上学范畴不同,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产物,具有阶级属性,是相对的、历史的、第二性的。当然,意识形态虽然是被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具有极强的能动性和建构性,反过来作用于现实生活。《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和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的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

那么,“爱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她要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正如前面所说,在传统农业社会,婚姻的基础并不是爱情,而是生产生育等等现实考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婚姻的基础同样也不是爱情,而是诸如财产继承、门当户对等等社会因素。所以爱情的崇高意义,特别是在婚姻中的基础意义,恰恰是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批判武器。法国哲学家吕克·费里在《论爱》一书中指出,爱情婚姻首先产生于工人阶级之中,因为就像崔健唱的一样,工人阶级除了爱情以外“一无所有”。此外,工业社会的高度流动性,使得年轻人可以离开家庭走向城市谋生。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摆脱了家庭对于婚姻的干涉,使自由恋爱成为可能。这种“爱的革命”带来了“第二次人道主义”,成为了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无产阶级的爱情话语,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婚姻制度的一种反动。社会条件的变化,直接带动了爱情婚姻这一上层建筑的变化。而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也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为其开辟驱除。

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诞生之前就没有爱情。但是之前无论是骑士的爱情还是书生的爱情,都只是个体之间的心灵火花,是私人领域的卿卿我我。无产阶级才使得爱情话语具有了社会批判意义和建构意义,具有“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的社会功能。谁能想到,许多年轻人喜爱的日本歌手中岛美雪,在被称为“日本文革”的新左翼运动中创作和演唱了许多歌唱无产阶级爱情的歌曲,包括被港台歌手翻唱的《情人的眼泪》、《漫步人生路》、《容易受伤的女人》等等,成为了港台流行歌曲的一大渊源。作为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汪晖语),“爱情”既参与了现代社会革命的建构,成为了社会革命(特别是家庭革命)重要的话语资源,为世界带来另一场启蒙,又开始重新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甚至反过来重新塑造布尔乔亚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冬妮娅,就似乎比贫穷的保尔柯察金更懂爱情。

“爱情”最大的社会建构意义就在于她代替了财富、地位和家长意志,成为了婚姻的基础。恩格斯在他的名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革命导师的话并没有停留在本本上。195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以及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离婚自由而不是婚内出轨入刑(而台湾地区以及部分西方国家则有出轨入刑的明文规定),使得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主张得以落地,当然也掀起了建国以来第一股离婚潮。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立法精神。大概在这种背景下,“牛郎织女”的故事被共和国教育大师叶圣陶先生以优美的白话文重新书写,并被编入了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成为了少年先锋的启蒙。

可见,爱情并不是自体自根的完美理式,而只是与时俱进的流动能指。她不是本质主义的而是动态生成的。她被其时代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所决定,在时代的变迁中移步换景随物赋形。不同的时代塑造了不同的婚姻制度,也形成了不同的爱情样式。正如黄仕忠先生指出的:“古代社会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性的道德价值判断,在现代社会可能正在逐渐失去其合理性,甚至成为历史的绊脚石,成为反思与批判的对象;而某些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受到谴责的社会现象,却因为社会的现实生活条件、生活关系的改变,逐渐被赋予新的涵义而日渐变得可以接受认同。”(《婚变、道德与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婚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爱情。

既然爱情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条件和阶级结构息息相关,那么我们能够责怪牛郎织女的时代不懂爱情、不准爱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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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样年光有限身

正如前面所说,爱情不是自足的本体,她要受到她所处时代的限定。这也正是爱情有限性、脆弱性之所在。而作为爱情的主体,每个人都不得不受到他所身处的时代的约束,包括社会条件、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文化场域的约束。作为一种理念,爱情是永恒的、静美的,而作为一桩现实,爱情不得不在与世相轫相磨中忍受恐惧和躁动、承担危险和毁灭。爱情之所以是属人的而不是属神的,正因为她总是在现实中挣扎,而不是在理想中栖居。她涌溢出自身,拥抱向爱者的同时,也要遭遇到礼法,彷徨于无地,冲突于人我之间,纠缠于决断之外,然后回归自身,实现自身。爱情的边界有多宽广,爱情所要遭遇的限定就有多漫长。

但是,爱情并不因她的有限性而虚无。相反,爱情在有限性中证成自己。海德格尔告诉我们,有限性是人的基本在世形态,而人最大的有限性就是必有一死。如果没有死亡的限定,就没有向死而生的庄严,就没有把每一天当最后一天过的沉重,就没有“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伟大抉择。相反,如果爱情只是万事沧桑永恒不变的美丽神话,而没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的形塑、约束、规导甚或摧残,没有“换个时代再一起”然而“他生未卜此生休”的错位与绝望,就没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飞蛾扑火的壮烈,就没有简爱与罗彻斯特互相亏欠的美好,就没有贾宝玉林黛玉终究意难平的欠然,没有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无尽等待,甚至没有《广岛之恋》里“越过道德的边境,我们走入爱的禁区”的眩晕和颤栗。

也正是有了历史性、社会性的约束,美好的爱情故事才往往又是逸出时代因而被时代反噬的伟大悲剧。历史要发展,人类要进步,没有哪个时代是千秋万世永垂不朽。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为了拥抱星空、拥抱未来,就拒斥脚下的大地,遗弃当下的生活,这真的好吗?正如我们都知道,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反人性”的婚姻制度或许必然要解体,人类或许必然要走向原子式个人主义和性自由,这或许确实符合人性自然(所以《广岛之恋》、《廊桥遗梦》才有那么多人痴狂),但在婚姻制度依然作为一种理性选择和既定秩序而存在的时代,“婚内出轨”依然是一宗道德礼法所不容的罪。而牛郎织女的激进程度,恰恰相当于《广岛之恋》的激进程度。

牛郎织女的“错误”,不在于他们没有克制爱欲(爱欲不需要克制),而在于他们不愿等待,不愿等待到一个能让他们自由而合法地恋爱的美丽新世界。一万年太久,人寿几何。没有什么能战胜时间和死亡对人的终极限定。牛郎欲问当年事,一样悲欢逐逝波。也许真正等到人类摆脱了一切生存焦虑、社会分工和权力关系的那天,等到一切伦理观念以及人的交往方式也随着社会进步而得以重构的那天,“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真爱才能得到大地的支持和天上的祝福。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只能相信未来,而不是透支未来。

写在最后

偶翻旧作,翻到一首写七夕的小词《蝶恋花 七夕》:

不是相思容易改,只有今宵,容我多情在。寂寞关山如有待,玉人更在关山外。

零雨濛濛愁似海,知有重逢,难有韶华再。瞑色高楼又一载,绵绵恨尽唯馀爱。

这首五年前的小词对牛郎织女的故事不吝最高的赞美和最深的同情,和五年之后对牛郎织女的反思形成一种微妙的紧张。确实,历史理性和诗性正义永远是一对矛盾。哲人说:“凡存在必合理。”诗人说:“我不相信。”到底谁说的对呢?不知道。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想起当代哲人赵汀阳先生的一句话:“不要害怕自相矛盾。生活本来就是自相矛盾。”是啊,人要成长,人类要进步,没有矛盾就没有动力,没有紧张就没有解脱。

我喜欢这种紧张。

(作者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綿綿恨盡唯餘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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