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斋文化论坛区散文小说 → 读四大名著系列

您是本帖的第 2978 个阅读者
树形 打印
标题:
读四大名著系列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4-29 15:10:00 ) 楼主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读四大名著系列
      1.读《三国》系列之《善恶过人曹孟德》
      晚清大诗人龚自珍自我评价“乐亦过人,哀亦过人”、“哀乐恒过人”。如果套用一下,我们也可以说曹操是“善亦过人,恶亦过人”、“善恶恒过人”。
    《三国演义》里第一个以曹操为中心的故事是第四回后半部分《谋董贼孟德献刀》。前有丁管、伍孚行刺失败,董卓的警卫想必是加强了几个连。而董卓问为何迟到,曹操回答“马羸行迟耳”更像是相声的现挂,而不是剧本里的台词。且曹操又怎知董卓会让吕布去牵马给自己骑?若不能支走吕布,曹操便得以一挑二,和伍孚一个下场。且即便吕布暂时离开,万一曹操行刺成功,董卓难道不会“啊”的一声惊动四周警卫,把曹操剁成泥?凡此种种都说明,孟德献刀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
     假如曹操献刀牺牲,那么曹操就是和丁管、伍孚一样的英雄,可以与专诸、荆轲争烈,也免得“却原来贼是个不义的冤家”。毛宗岗认为曹操不会在献刀中牺牲,但可能会被捕殉难:“假令当日,县令不肯释放,伯奢果去报官,而曹操竟为董卓所杀,则天下后世,岂不以为汉末忠臣,固无有过于曹操者哉?王莽谦恭下士,而后人有诗叹之曰:‘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但毛宗岗乃是建立在这样的预设之上:刺董的烈士曹操是“伪”,篡汉的奸雄曹操才是真。
     刺董是伪?你伪一个给我看看? 
     人们一旦遇到大善大恶兼容于一身时,往往愿意相信大善是假,大恶是真,假的大善为真的大恶服务。人们害怕矛盾和自相矛盾,所以也不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家毛宗岗的眼光也不过如此。能让陈宫这样的夫子释放,说明曹操一定有道德上的过人之处。
     华容道上的第二次“捉放曹”也是如此。关羽放曹操,是报对曹操的知遇之恩。曹操对关羽的欣赏爱护,并不亚于刘备。而曹操明知关羽不可能为自己效力终身的情况下依然礼遇,说明曹操真正看重的是关羽之德,而不是图关羽之用。不被当枪使,这对于一个武将何其难遇。虽然“求贤不拘品行”,但曹操还是杀了投降的吕布,对于吕旷吕翔之流,估计曹操也是有意让他们送死,但唯独对关羽青眼交加。应该说,曹操识人的能力确实远过孙刘。曹操从来没有被人背叛过。而刘备却让自己的义子刘封卖了,还有孟达、糜芳、傅士仁……惨不忍睹。孙权火烧眉毛才想到启用陆逊,也不咋地。
      识人不仅是能力,也是心性。我一直认为,只有高贵的心灵才能理解高贵的心灵,也只有高贵的心灵才能识别卑鄙的心灵。       曹操的大善大恶,并不是尼采意义的“超善恶”。相反,曹操却没有试图超越什么,善恶都出于他的自然。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善既善得如此浩荡,恶又恶得如此淋漓。“乱世英雄空复尔,一家辞赋倍怜卿。”(陈维崧)
      无善不可以立,无恶不可以行。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4-29 15:10:00 ) 第 2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本人开通了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欢迎关注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5-5 14:53:00 ) 第 3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2.读《水浒》系列之《吴用真的“无用”吗?》

      观察家萧武先生的杂文《吴用为什么不能挂帅》中有几段非常有意思:
      “在招安和不招安之间,他搞不清谁对谁错。宋江说招安是为了给弟兄们谋个好的出路,他相信这是有道理的;而元老系和二龙山系都对此表示反对,他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悲剧。一个没有主意的人在充当其他人的意见领袖。他没有对其他人的前途负责的能力,却在无意之间扮演了这个角色。后来,他对招安多少是有些消极的,或者说是在被推着走,他在下意识里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支持招安,他只是在帮助宋江完成一个政治任务。
      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这是典型的职业官僚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决定了他在梁山的特殊地位。无论谁充当梁山寨主的角色,都必须得到他的支持,得不到他的支持,梁山寨主就寸步难行,任何政策都无法贯彻。这种人就是天生的‘老二’。”
      萧武先生的文章借吴用的“老二”性格来反思技术理性和官僚科层制度,是非常深刻的。可是我以为拿吴用做例子是否恰切。因为在我看来,吴用对招安并不是不置可否,相反,吴用是一个必然的“招安派”。
      如果说作为情怀党的宋江可以尽情畅想弟兄们的美好归宿,那么对于吴用这个实事求是派的山寨总理来说,招安不能不说是水泊梁山的必然出路。原因有二:
      第一、梁山的供给缺乏长远保障。八百里水泊只能打打鱼虾土鳖,却没有足够的平地来供生产建设兵团屯垦。人总是要吃饭。粮草供应不上,梁山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即日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再加上各个山头投奔,吃饭的嘴巴成倍地增长。所以攻打祝家庄、曾头市、高唐州等等,除了道义上台面上的原因外,争夺粮草也是一个重要目的。所以凡有攻城略地的这几回,都不忘交代运粮归寨,比如祝家庄“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打高唐州“再把应有家私并府库财帛、仓廒粮米、尽数装载上山”等等。而攻打大名府后,粮食竟全数分给百姓,按王学泰先生分析,是因为大名府太遥远,运输不便。不一而足。这样一来,梁山既缺乏长途货运的能力,没有补给线,又把祝家庄这些窝边草吃光了,“红旗能打多久”便颇成问题。号称“智多星”的吴用不会考虑不到。
     第二、梁山内部的统战危机四伏。虽然水泊梁山看起来一团和气,亲如一家,但里面其实有好几对仇人。宋江赚得“霹雳火”秦明上山,竟不惜送掉秦明一家老小几十条人命。有仇不报非君子,恐怕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李逵杀了扈三娘全家,也难为扈三娘“深明大义”。还有李逵杀小公子,朱仝当众翻脸。后来吴用调停才拉倒。另外,梁山内部的山头也不可谓不多。宋万杜迁这些“遗老”没啥本事,可以忽略。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这些曾经的“鸡口”一朝变成“牛后”,恐怕未必甘心。而元老系也不同于膝盖已碎的李逵戴宗清风寨,对宋江本来就无可无不可。三阮、刘唐对宋江的礼敬,只不过是买晁盖的面子。招安问题上宋江与元老系、二龙山系的矛盾,或可看作是路线斗争之下的派系之争甚至是“正统”之争。
      这些问题都是梁山的结构性矛盾。解连环不如破连环。同样,与其一朝覆灭,不如招安拉倒。吴用可不是无用的隔壁吴老二。
      当然,问题若到此为止,《水浒》也不过只是《大宋宣和遗事》的升级。《水浒》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揭示了招安在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必然性。
      吴用毕竟不是“颇识几个大字”的朱武,吴用毕竟是个三家村的学究。电视剧《水浒传》里,吴用给学生布置的作业就是《论语·尧曰》。不同于基层武装头头晁保正,吴用和宋江都属于受过传统思想熏陶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走上“不准革命”的修正主义道路,也绝不是王学泰先生“流民的发迹变泰”就能解释,因为宋江吴用顶多是游士而绝非流民。被招安除了生存改善,更意味着摆脱边缘的身份,被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观念接纳,从而获得安身立命的基础。比起“发迹变泰”的奢侈,“争取承认”恐怕是士人宋江和吴用更为基础的诉求。
      如果没有某种新型政治伦理为梁山聚义提供正当性支持,那么梁山便难免沦为朴刀杆棒之徒发迹变泰之路。造反并非天然“有理”。“大秤分金银,异样穿衣服”对于士人吴用和宋江来说,已然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有趣的是,阮小七渔歌也唱道:
      “老爷生在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京师赵王君,就是爷爷我争取承认的对象。
      有趣的是,腰斩《水浒》的金圣叹,反对招安的理由居然是“失朝廷之尊;坏国家之法;显当时之无人;将反教之合;使壮夫失色;有罪者可赦,无罪者生心;从此无治天下之术;颠倒是非。”完全是站在朝廷的方面考虑。后来金圣叹作了遗民,被杀于哭庙案,也算是知行合一。
      电影学家戴锦华女史在谈论电影《大圣归来》时说“事实上孙悟空的形象负载了中国文化特有的一份悖论式表达、一处扭结的情感逻辑或情感结构:那就是造反/忠诚,载舟/覆舟,替天行道/忠君爱国,‘造反有理’/‘无限忠于’。”《水浒》也是如此。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5-6 9:16:00 ) 第 4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3.读《西游》系列之《唐僧何以为师?》

  不少读过《西游记》的朋友都会纳闷,唐僧肉眼凡胎,百无一用,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建之功,即便做猪八戒的师父都够呛,却如何做得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的师父?
  其实,在传统社会,师父与徒弟(学生)之间的关系并非只是授受本领和知识的关系。“师父”“老师”也并非只是传道授业解惑的teacher。历史学家阎步克先生指出,在君道、父道、师道并未完全分化的封建时代,伦理上存在一种“泛化”的现象。“师生”其实是一种泛化的伦理关系,“师”更多地是一种泛化的尊崇地位。“师”的意义通于 “先生”。唐代孔颖达注《礼记》说“先生,师也。谓师为先生者,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年高德劭者,都可称师,不拘于是否以授业为业。《礼记·学记》有云:“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五服”就是“五伦”。老师并不属于五伦的任何一种,但却贯穿于五伦之中,是五伦的基础,五伦若缺乏师道的涵摄便无法亲合。《孟子》对五伦的解释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师生并不等同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但这五种关系中却都蕴含了师道。比如我们总是说“父母是第一任老师”,比如古代君王“君师一体”、“作之君,作之师”,又比如朋友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五伦是一种自然的结合,比如父子是因为生养,君臣是因为仕禄,而师道却在自然结合之外多了一层道义结合。道义的结合对自然的结合是一种提升。传统中国有着尊师重道的传统,所以人们常常以“师”表示伦理上和道义上的尊崇地位。
  其次,唐僧对于孙悟空的尊崇地位,也来自于唐僧对孙悟空的救恩。众所周知,观音菩萨安排唐僧将悟空从五行山下救出,两人的师徒关系便由此确定。恩义关系并不是一种对等关系,而是一种合理的不对等关系。施恩者固然不应图报,但受恩者却理应回报,如京剧中唱道的“一重恩报你九重恩”。而师徒关系,则可视作是这种合理不对等关系的坐实。施恩与受恩的过程乃是一种有机的情感联结过程,故两者关系自然也是一种有机的伦理关系。其实《西游记》可以看作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佛教固然教人不罹挂碍,以恩义为业力流转,以伦理为缘起性空,但在传统中国社会还是难以接受无恩无义的人际关系,也很难欣赏孙悟空这样无父无君的“赤裸生命”(阿甘本语)。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便出现了《父母恩重难报经》这类佛教伦理化的经典,而《西游记》作者在安排孙悟空从石头蹦出,父母阙如的情况下,又给他找到了一位师父,在没有生恩的生命中为他设置了救恩。唐僧作为师父出现,就是为了让孙悟空生活在伦理中。唐三藏变成了师父和长者,也是作者通过使佛教的伦理化,来实现佛教的本土化。因为只有这样,佛教才能与中国传统心理结构接轨,符合国人的期待。
  唐僧作为师父,其优先性不在于知识本领的掌握,而在于规训权力的掌握。《西游记》里唐僧是孙悟空的第二位命名者。第一位命名者菩提祖师,为美猴王取了“孙悟空”的名字,而唐僧则孙悟空取了“行者”的名字。黑格尔说:“命名是一种权力。”因为命名意味着对其对象之本质的规定和期待。所以唐僧以“行者”名悟空,也是期望悟空能以佛门自限。而这一规定和期待的“言成肉身”就是紧箍咒的出现。紧箍咒是唐僧作为师父的最重要表征,因为教育既是一种驯化权力,也是一种身体控制,甚至意味着一种合法暴力,就是所谓“体罚”。紧箍咒的功能就是身心上控制孙悟空,从而达到“降伏心猿”的目的。应该说,儒家并不反对这种合法暴力的规训权力,比如“小杖则受,大杖则走”、“棍棒底下出孝子”,而佛家也并不总是阿弥陀佛一团和气(比如佛经里驯服“露地白牛”的故事)。教育是否要体罚,这个见仁见智见时代,但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必要的驯服,甚至是一种必要的扭曲,这恐怕也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唐僧对于悟空的师道尊严,也并不在于他有知识有本领,而在于他掌握了这种规训权力和合法暴力。
  唐僧的师父地位,既来自一种泛化的尊崇和优位,也基于救恩的伦理结合,以及佛教赋予的规训权力。了解这一点,便可以更好地了解传统社会里伦理如何维系,社会如何运作。唐僧这样的庸人为师为父,虽然未必符合选贤举能、谁行谁上的精英主义趣味,但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传统社会的基本秩序,从而免于拳头大的话事,“有枪就是草头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未必绝对正义,却也算是相对合理吧。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5-10 14:46:00 ) 第 5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4.读《红楼》系列之《“宝玉你好,你好苦哇!”》

据刘亚洲将军记录:1976年4月5日夜,王洪文向毛泽东兴冲冲地汇报了对“四五事件”的处理。这时毛泽东在夜读《红楼梦》。正读到《苦绛珠魂归离恨天》一回。王洪文眉飞色舞:“我们胜利了!”,毛泽东似乎沉浸在宝玉被骗,黛玉之死的悲痛里,一言不发。听完汇报,毛泽东沉默半晌,突然说起话来:“黛玉说:‘宝玉,你好……’好什么呢?这真是千古之谜。你好狠心?你好好待宝钗?你好不理事?”面对问非所答的一段话,王洪文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毛泽东又继续嚅嚅地猜:“你好好睡觉?你好苦……你好苦?啊,对了,是这句:你好苦哇……”

黛玉之死已是后四十回的故事了。后四十回虽然由胡适敲定是高鹗续作,但红学界依然聚讼纷纭。比如红学家周绍良、陈林、晚年俞平伯等等,就认为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基本上出自一人之手。我的妻子自幼熟读《红楼》,她坚决不同意后四十回是曹公手笔。妻子的一个理由就是,黛玉不会卑微到临终前说什么“宝玉你好”。其实,如果把“你好”理解成“You are very”而不是“Hello”,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成见。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也对后四十回痛心疾首,认为黛玉本是一心只为宝玉幸福着想,万不会为了做不成二奶奶而骂什么“宝玉你没良心!你好缺德!”。我不知周汝昌先生如何断定黛玉那句说了一半的话就一定是“宝玉你好缺德”,而不是如主席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想到的那样:“宝玉你好,你好苦哇!”

或许只有苦人儿才能理解苦人儿。

理学先生程颢崇儒反佛,主张“不强生事”。在程子看来,佛家试图超越生死,解脱苦难,就是一种“强生事”。“若禅伯之心,何时休息?”程子认为,生死也好,苦乐也好,都无非自然。面对自然,我们只需顺应便可:“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事有善恶,皆天理也”。无论善恶美丑,生死苦乐,都是自然。而自然即天理。顺应自然,便是天理流行。不顺应自然,便是“强生事”。

而把“强生事”做到极致的,恐怕就是宝玉了。“你的号早有了,‘无事忙’三字恰当的很。”“无事忙”便是“强生事”的另一个表述。只不过宝玉的“生事”并非为了解脱。当然,与佛陀一样,宝玉天生便不相信自然,不屈从自然。自然不只是蒙昧素朴的开辟鸿蒙,文明社会也是自然的延伸。自然秩序和自然状态,仍然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要看大荒山青埂峰无稽崖上的石兄如璞玉浑金般自然而然,其实石兄是最反自然的:明明乾坤位育,天尊地卑是自然,却偏偏要见了女儿便觉清爽,见了男人便觉浊臭;明明金玉良缘,门当户对是自然,却偏偏要只念木石前盟,到底意难平;明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自然,却偏偏要觉得嫁了的女子便如流出去的污水,死鱼的眼睛;生长在富贵人家,却偏要做“忏悔的贵族”(端木蕻良评宝玉),自觉泥猪癞狗,好比野坟圈子里的老杨树;本应该仕途经济,却偏要视官场中人如须眉浊物、国贼禄蠹;甚至于见了燕子就和燕子说话,也不管梁间燕子太无情,泪自长流花自媚。

如此之人,焉得不苦?

周汝昌先生还一厢情愿地认为“木石前盟”指宝玉与湘云(湘云原型姓李,乃李煦之孙女),麒麟双星便是两人归宿,而绛珠还泪之事却是错点鸳鸯,无中生有,皆因黛玉把假宝玉当作真宝玉,认错了人又表错了情,大概也算一种“强生事”。周汝昌先生之所以这样认为,我想是因为周老乃是传统文化的遗民,骨子里认为自然不宜反抗,只应顺承。既然宝湘的结合乃是前盟天命,便固当顺受其正。反抗自然必定是个悲剧,宝黛爱情就是这样的悲剧。舍宝黛而就宝湘,皆因自然至上,天命至上。化悲剧为喜剧,这便是作为“乐感文化”(李泽厚语)的传统文化的高妙。

反抗自然是悲剧,可自然却总是惨剧。它有太多的恶和不义,太多的压迫和伤害,太多的苦难和耻辱。《红楼梦》里一场场美的毁灭,就是这种自然秩序之“共犯结构”(俞平伯语)的惨剧。 “不革命行吗?不革命行吗?”毛泽东在怀仁堂看了京剧《白蛇传》之后,不禁拍案而嚷,裤带都掉了下来。

革命就是反抗自然,向自然说不。革命是对自然的驯服和重构。自然千好万好,也有狰狞的时候。否则何必葬花,又何必护花?

“无风仍脉脉,不雨亦潇潇。”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5-13 14:52:00 ) 第 6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5.读《三国》系列之《“乱天下者,必绍也!”》

何进要杀宦官,便传檄四方借外兵进京剿灭。陈琳、曹操、何苗均着力反对,认为切不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按了葫芦起了瓢。欲诛宦官,只需一狱吏足矣。何进不听。曹操只能走人,临了撂下一句著名的话:“乱天下者,必进也。”

其实,何进虽然是借兵助剿的决策者,要负拍板的责任,但想出这步臭棋的却不是何进自己,而是袁绍。《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里,何进入奏何太后请求诛杀宦官,何太后不从。袁绍便献计:“可召四方英雄之士,勒兵来京,尽诛阉竖。此事事急,不容太后不从。”何进一拍脑袋,连连称妙,也不顾同志兄弟的反对,引狼入了室,于是拉开了董卓进京、群雄并起的大变局。

《演义》的演义并没有歪曲历史,它和《后汉书》里《袁绍传》《何进传》的记录基本一致。反而是曹操那句话,让何进背了个从头到脚的黑锅。有时候,出主意的人比拍板的人更重要,否则也不会有“樊哙当诛”的故事。可能当时曹操不知道出这个馊主意的是谁,否则一定会改口:“乱天下者,必绍也!”

于涛先生的《三国前传》对袁绍此举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袁绍家族四世三公,属于万姓仰头的清流士大夫阶层,而何进杀猪出身,因外戚身份一跃而为大将军,自然得不到袁绍的正眼。袁绍最大的担心还不是宦官,而是何进这样的土鳖是否靠得住。何进对于清流士大夫本就没有天然的情感联系,万一倒向宦官一方,士大夫集团就要倒了血霉。何进始终是威胁,料何进见我应如是。于是请外兵助剿,既是死马当活马医,也是防止外戚集团倒戈,说不定还可以敲打敲打何进,自己借机扩张一下,搂草打兔子。机关算尽,结果众所周知。虽然宦官和外戚一锅端,但洛阳城生灵涂炭,董太师一手遮天。袁绍跑到关东揭竿起义,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昔日的清流士人投笔从戎,变成了军阀头头。“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曹操诗),成了又一个董卓。

袁绍的黑历史还不拉倒。据于涛先生分析,其实何进在董卓进京路上想想不对,于是便派一个叫种劭的人劝阻/拦截董卓入京。种劭是董卓的老恩主种嵩的孙子,何进此举是希望董卓能不看僧面看佛面,掉转车头回家算了。不料董卓渑池上书,坚决表示自己勤王讨逆的决心,让朝廷没有理由反对自己进京。于涛先生推测,“为防何进变计,在种劭出京的同时,袁绍也派人密令董卓上书,将国家大义搬出来,化解却兵诏书,这可是一招妙棋。”真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一路哭何如一家哭,袁绍以整个洛阳城的代价,除掉了何进这个潜在的对手。相比于作为宦官养子的曹操,在诛宦问题上却能大义秉公,光明磊落,品格之高下何啻霄壤!

我们当然不能说袁绍专门利己,毫不利人,毕竟他的出发点不仅是自己,还包括他的四世三公的家族以及整个士大夫阶层。但这恰恰就是东汉末年政治混乱的结构性症结所在:小共同体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小共同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于是形成了钱穆先生所说的“两重君主观念”,这已经接近霍布斯所担忧的“双重主权”了:皇帝是一个主权者,小共同体是另一个主权者,皇帝是名义上的主权者,小共同体是实际上的主权者。爱有差等,必由亲始,团团伙伙的利益已优先于皇帝代表的天下国家的利益。正是这种小共同体对大共同体的凌驾和超越,开启后来的军阀之争和再后来的门阀政治。

也许曹操就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也许曹操最后查出了董卓进京的始作俑者乃是袁绍之流,殷鉴不远,才重启了儒法斗争,代表空手套白狼的寒门子弟向根深叶茂的士族大家开战。士族大家的小共同体虽然对于传承贵族气质,维系“风俗之美”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风俗不能当饭吃,特别是在血的事实面前,区区美俗实在是不能承受之轻。何况再华美的袍也难免长虱子。比如吕思勉先生就直接指出:“东汉之末。士之矫伪极矣”、“门以内事,世之所重,而其真伪,则非门以外人所得悉也。以是立名,以是造谤,术至工矣。”(《吕思勉读史札记·汉末名士》)宗族门阀的小共同体就是这样一扇“门”,它遮蔽了真伪,扭曲了是非,上则误国,下则欺世。曹操开启寒门政治,重启古今斗争,虽不能说拨乱反正,也算是承弊通变,不啻是匹夫而为天下法的伟大僭主。而袁绍之流,为了团团伙伙机关算尽,也终被浪花淘尽。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5-18 14:43:00 ) 第 7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6.说《水浒》系列之《也说宋江》

  宋江因为招安路线,被钉上了“修正主义”的耻辱柱上。苏州才子金圣叹更是一连给宋江封了“狭人、甘人、驳人、歹人、假人、呆人、俗人、小人、钝人……”的恶谥。黑宋江的人大概都共享一种预设:宋江上梁山以后便打起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算盘,为了自己的顶戴官袍而葬送了梁山弟兄。
  这样的评价预设了宋江上山是投机,招安是背叛。因为在革命队伍里开小差,所以是革命的叛徒。这种思路基于一般的性恶论假设,而忽略了宋江具体的个体性情,以及内在于其性情中的文化心理结构。
  《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一回,宋江知道阎婆惜与张文远通奸后“半信不信,自肚里寻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起做什么?”要注意,这句话不是宋江说的,而是宋江想的。说可以有口无心,但想则体现了人的意识甚至潜意识。在宋江心里,阎婆惜既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就不必当一回事,即便是红杏出墙,也无伤大雅。在这种“血缘性纵贯轴”(林安梧先生语)的格局中,纵向的差序的父母要高于横向的平等的夫妻。宋江是这一格局自觉的维护者。假如阎婆惜是指腹为婚的村姑翠花儿而不是阎婆撮合的妇人,想必也不会有杀惜这一出。
  至于招安,这究竟是宋江上山后算盘一划拉的私利,还是宋江平日里出兹在兹的认同,小说里其实也有交代。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武松欲投二龙山,宋江临别说道:“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得做大官。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饮酒话别之后,宋江还特意提醒“兄弟,休忘愚兄之言,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把招安和戒酒看得同等重要,说明宋江对武松的期望并非泛泛而言。应该说,这个时候,宋江还并不具备上梁山的可能性,招安不可能是自许,而只能是对他人的善意期待。虽然有些鄙陋,但这也如同欧阳修劝梅圣俞“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是君本位思想固有之鄙陋,而不是宋江欧阳修个体人格之鄙陋。
  不同于鲁智深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同于林冲的“身世悲浮梗,功名若转蓬”,宋江其实生活在伦理的重重叠加中。小说里的宋江总是接连不断地与家人书来信往:“我不瞒你说,我家近日有书来,说道清风寨知寨小李广花荣知道我杀了阎婆惜……”而《石将军村店寄书》里的一封家书更是宋江的命运转折。拒绝上山之际的说辞“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尚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一日,如何敢违他的教训,负累了他?”父母在,不造反,也自是殷殷可感。至于浔阳楼上的反诗,如果和之前对武松说的“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对勘,便发现更多地是一般性的书愤,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不平则鸣。至于接父上山,除了进一步说明“孝义黑三郎”并非浪得虚名之外,更是造反不可能永远持续的决定性因素。
  不知列位看官注意到没有,晁盖做了梁山头领之后,梁山依然未改剪径打劫之勾当。《梁山泊戴宗传假信》一回,戴宗路过梁山泊,被“旱地忽律”朱贵麻倒,险些被拿去开膛破肚。便知晁盖治下的梁山依然是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宋江上山后情形才改变,真正有了点“替天行道”的作风。宋江的招安路线,和宋江对梁山的改造,是一个整体,应该联系起来看。
  对于宋江来说,“替天行道”毕竟是梁山聚义之正当性的一个替代品。“替天行道”一词在《水浒》中最早见于九天玄女对宋江的托梦:“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圆满,作为上卿。”在造反并非天然有理的传统社会中,在新型革命伦理付之阙如的传统思想中,宋江只能向天借魂。“九天玄女经”就是“天”的化身。因为对天命只是“借命”而非“造命“、“革命”,所以造反也终归是暂时的造反,“借魂”终要“还魂”。传统思想中并没有不断革命的话语,梁山的造反便要永远遭遇正当性危机。招安投降也好,重心转移也好,传统政治的逻辑就是弑父者终归要为人父。
  《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它呈示了新旧交替时代的古今之争,虽然是不完全的古今之争。宋江身上的悖论也是古今之争的悖论。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害怕悖论,也没有必要用简单的评价终结悖论。悖论不可终结,古今之争仍在路上。我们毋宁“保持两者之间的张力”(列奥·施特劳斯语),以俟文明在有意的紧张中仇必和解,涅槃重生。

綿綿恨盡唯餘愛
落叶满阶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版主
威望:48
文章:1957
现金:
经验:22173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08年11月16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5-22 17:23:00 ) 第 8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落叶满阶

曹操重术无道,虽一世之雄,亦是不足称道。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5-23 15:50:00 ) 第 9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多谢关注!其实这都是蜀汉正统论的影响。刘备谥献帝而登基,才是真奸雄。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5-23 15:51:00 ) 第 10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7.说《西游》系列之《吟怀潇洒满腔春——诗人唐三藏》
  《大话西游》里唐僧的一首“Only you……”,成了无厘头经典。唐僧唱歌和吟诗,就好比张飞画美人,贾政讲笑话,充满了违和感。但是《西游记》中确实安排了不少唐僧吟诗的情节,刷新了我们对唐僧的印象。
  当然,《西游记》中的诗其实是吴承恩的诗(也有民间无名氏所作,由吴承恩整理)。但作者如此安排,想必还是与人物形象有些关联。就好比“质本洁来还洁去”本是曹雪芹所作,但我们更愿意看作是林黛玉的诗一样。当然,作为一流小说家和三流诗人,《西游记》里的诗都不咋地,但小说中诗词,本贵当不贵精。吴承恩(无名氏)安排的平平之作,倒也符合唐僧那阿弥陀佛的形象。
  在我看来,《西游记》中唐僧的诗分为两类:应酬之诗、兴会之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唐长老亦不例外。第六十四回《荆棘岭悟能努力,木仙庵三藏谈诗》中,唐僧被四位树精请到深山老林里玩起了桌游。四位树精先和唐僧玩起了联句。联句是古人的一种游戏,就是每人吟一句或一联诗,一人吟罢一人接力,如是敷衍成篇。不仅风雅如《红楼梦》里人玩,古板沉闷如唐三藏,也能在三缺一的时候顶上几局。小说里偏偏让唐僧打头,树精接力:
  禅心似月迥无尘(唐僧),诗兴如天青更新(劲节老)。
  好句漫裁抟锦绣(孤直公),佳文不点唾奇珍。(凌空子)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始重删雅颂分。(拂云叟)
  半枕松风茶未熟,吟怀潇洒满腔春。(唐僧)
  应该说,树精们的诗接近宋诗,比较枯淡,但却没有宋诗的瘦劲沉潜。而唐僧不愧来自大唐,绣口一吐便是初唐气象。宋诗重意,唐诗重象。唐僧的诗句充满了“月”“松风”“茶”等等具体的意象,是树精们须让出一头的。
  第二轮则换了玩法,一人一首,这一局正如“大话西游”李天飞先生所说“诗写成这样就别出来混了”,这一轮的作品其实半斤八两,而唐僧的诗也来了个坐西瓜皮的大滑坡。三位树精的诗略过,我们看唐僧的:
  杖锡西来拜法王,愿求妙典远传扬。金芝三秀诗坛瑞,宝树千花莲蕊香。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立行藏。修成玉象庄严体,极乐门前是道场。
  情味寡淡,意象陈旧。即便是僧家语,也和宋人禅诗之“夹路桃花风雨后,马蹄无处避残红”、“不知眼界宽多少,白鸟去尽青天还”不在一个档次。这一回中,树精和杏仙都没有伤害唐僧的意图,反而风雅同吟,吟怀潇洒。不少人都认为这一回与其他回目魑魅魍魉、险象环生不同,疑是后人所加。但我以为小说贵在情节之缓急有度,氛围之一张一弛。就好比林冲夜奔前先来段老军赠壶,火烧赤壁前先来段横槊赋诗,也不失为一种调节。
  唐僧的应酬诗第二弹则在《四僧宴乐御花园,一怪空谈情欲喜》一回。唐僧见天竺国王宫四面金屏上画着四季之景题诗,国王便让唐僧依韵相和。唐僧只好和道:
  日暖冰消大地钧,御园花卉又更新。和风膏雨民沾泽,海晏河清绝俗尘。(和《春景诗》)
  斗指南方白昼迟,槐云榴火斗光辉。黄鹂紫燕啼宫柳,巧转双声入绛帏。(和《夏景诗》)
  香飘橘绿与橙黄,松柏青青喜降霜。篱菊半开攒锦绣,笙歌韵彻水云乡。(和《秋景诗》)
  瑞雪初晴气味寒,奇峰巧石玉团山。炉烧兽炭煨酥酪,袖手高歌倚翠栏。(和《冬景诗》)
  典型的应制之作。清浅荏弱,为文造情。但须知此时唐僧遇真公主哭诉主于前,被假公主摽梅于后,正心事重重。“只得勉强随喜,诚是外喜内忧也。”而于忧虑中作此闲适诗,一可见唐僧之定力修为,二可见与世周旋之不易。方外之人,湖海之士,却要与各色人等交往应酬,虚与委蛇,忧愁也要赔笑脸。即便是持戒修定之高僧大德,一旦“游”于世上,也不免与世俯仰,与人方便,以求自己方便。《西游记》一个“游”字,正见处世之艰难,生活之辛酸。
  和应酬之诗不同,唐僧的兴会之诗则充满了真情。第三十六回《心猿正处诸缘伏,劈破傍门见月明》乃是乌鸡国国王显灵之前夜。唐僧于寺中“因感这月清光皎洁,玉宇深沉,真是一轮高照,大地分明。对月怀归,口占一首古风长篇。诗云:
  皓魄当空宝镜悬,山河摇影十分全。琼楼玉宇清光满,冰鉴银盘爽气旋。万里此时同皎洁,一年今夜最明鲜。浑如霜饼离沧海,却似冰轮挂碧天。别馆寒窗孤客闷,山村野店老翁眠。乍临汉苑惊秋鬓,才到秦楼促晚奁。庾亮有诗传晋史,袁宏不寐泛江船。光浮杯面寒无力,清映庭中健有仙。处处窗轩吟白雪,家家院宇弄冰弦。今宵静玩来山寺,何日相同返故园?”
  虽说是古风,但其实是一首七言排律。七言排律就是七言律诗的加长版。七言排律在诗歌中并不多见,笔者目前也只见过唐僧这一首。这首诗以月起兴,先写月之东升,再写人间风物,有主体有衬托,章法井然。且用典贴切,对仗工稳,最后卒章显志,逗出乡思。佛家虽教人断舍离,但《西游记》里的唐僧却常常思家步月,清愁不断。黑水河一回,唐僧闻水声受惊吓,孙悟空竟教训起唐僧:“我等出家人,眼不视色,耳不听声,鼻不嗅香,舌不尝味,身不知寒暑,意不存妄想——如此谓之祛褪六贼。你如今为求经,念念在意,怕妖魔不肯舍身,要斋吃动舌,喜香甜嗅鼻,闻声音惊耳,睹事物凝眸,招来这六贼纷纷,怎生得西天见佛?”唐僧又吟诗一首,抒起情来:
  一自当年别圣君,奔波昼夜甚殷勤。芒鞋踏破山头雾,竹笠冲开岭上云。夜静猿啼殊可叹,月明鸟噪不堪闻。何时满足三三行,得取如来妙法文?
  孙悟空说:“这师父原来只是思乡难息!若要那三三行满,有何难哉!常言道,功到自然成哩。”我们应注意到,唐僧虽在空门,却远没有孙悟空超脱。盖悟空石头蹦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而唐僧毕竟有故国故乡故人之思,于意识固然应该出离,于情感却难以割舍。我在《唐僧何以为师》一文中就说过,《西游记》体现了佛教的本土化伦理化。唐僧对于乡国的挂碍,大概也是佛教西来的“中国特色”。
  我们不难发现,对唐僧思乡的描写并非偶然,而是作者三致志焉的强调。在《姹女育阳求配偶 心猿护主识妖邪》一回,唐僧又大同小异地作起了思乡诗:
  我自天牌传旨意,锦屏风下领关文。观灯十五离东土,才与唐王天地分。甫能龙虎风云会,却又师徒拗马军。行尽巫山峰十二,何时对子见当今?
  “天牌”就是古人的牙牌游戏。里面的“锦屏风”、“观灯十五”、“天地分”“拗马军”等等莫名其妙的词语,都是骨牌术语(见《西游记》李天飞注)。吴承恩为什么突然在让唐僧玩起了桌游,我们不得而知,估计是写书时开了小差意犹未尽,忍不住写进书里。只是这首思乡思君的诗又被孙悟空吐槽:”师父,你常以思乡为念,全不似个出家人。放心且走,莫要多忧。古人云:‘欲求生富贵,须下死工夫。’“其实孙悟空对唐僧的每次劝慰都有点不着重点。唐僧是思乡,不是畏途,孙悟空只是一味劝唐僧要坚定信念,不要掉链子。然而唐僧并没有掉链子。思乡怀人与勇猛精进,在唐僧那里并不矛盾。李天飞先生认为孙悟空代表心智,猪八戒代表本能,而唐僧每有惆怅处则需要与心智对话。这也可见孙悟空比唐僧超然和冷静,唐僧毕竟还是未能忘情。
  意大利小说家艾柯的著名小说《玫瑰之名》讲了一个中世纪修道院的悬疑故事。修道院发生了连环杀人案,连续5人莫名其妙被杀。修士威廉经过重重调查侦破,才发现是老院长在一本书上涂了剧毒药物,触摸到这本书的人都会中毒身死。而这本书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老院长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原教旨主义看来,诗表达的是世俗的情感和欲望,这对于教徒仿佛洪水猛兽,必欲除之。所以谁碰过《诗学》,谁就得死。然而在唐僧的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并非“与人无爱亦无嗔”的有情和尚,唐僧也有世俗中人的思和感。盖佛教本来就充满了诗性趣味。“由色悟空”是起兴,“拈花一笑”是蕴藉,而“三谛圆融”“不离世间”更是汉化佛教特有的大地品质。历史上的唐僧乃是唯识宗的传灯者。唯识宗远绍大乘佛教之有宗,跟主张万法皆空的空宗不同,唯识宗主张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而重视心力和主体同样也是诗的精神。所以,以吴承恩的佛学修养,为唐僧安排写诗的情节,也算是恰到好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6-5-26 15:39:26编辑过]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5-27 14:54:00 ) 第 11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8.读《红楼》系列之《薛宝钗“招安”》
  《红楼梦》和《水浒传》有一处隐秘到不易察觉的交集。那倒不是“李逵骂宋江”,不是“混世魔王”的绰号,而是一个叫侯蒙的人。
  侯蒙是谁?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一回中,薛宝钗的那首《临江仙》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曹雪芹学富五车,腹笥甚巨,最后一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并不是曹公奇思壮采的原创,而是点铁成金的化用。而化用的作品,就是侯蒙的另一首《临江仙》。只不过咏的不是柳絮,而是风筝:
  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
  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馀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和“好风凭借力,送我入青云”,一看便知道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
  那么这个侯蒙究竟是谁呢?侯蒙是宋代的一位官员,官至户部尚书。这首词写于侯蒙未发迹时。侯蒙貌丑,一次,侯蒙与几人一起放风筝。忽然看见不知哪位高手的风筝上画的竟是侯蒙砢碜的相貌。侯蒙不愧是宝钗的前身,面对大伙的嘲笑隐而不发,就好像宝玉说宝钗胖,宝钗只是忍着。侯蒙若无其事地填了上面那首风筝词,自我解嘲之际也掩饰心中的屈辱。当然除此之外,侯蒙在词中暗暗发誓,我要飞得更高,让你们这些伤害我的人日后只能仰视!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侯蒙便中了举做了官,算是报了一风筝之仇。
  而侯蒙平生最为后人熟知的事迹,便是建议朝廷对宋江一伙进行招安。《宋史·侯蒙传》记录: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
  侯蒙建议朝廷招安宋江打方腊,一来节约成本,减少损失,二来以匪制匪,以盗制盗。招安的结果,史书没有交代。《水浒》对招安的演义,都是小说家言。《水浒》没有让侯蒙走上前台,但史书的记录还是规定了故事的发展方向。
  那么,以曹公之密不透风之春秋笔法,是不是想说明,薛宝钗就是这样一个招安者?
  薛宝钗的处境其实也和侯蒙有些相似。侯蒙屡试不中,内心充满了改变命运的热望。而宝钗本为进京入宫,因哥哥薛蟠打死人,前途从此渺茫。于是只能“朝受命而夕饮冰”,服用冷香丸以息内热。心中的焦灼,和侯蒙有得一拼。宝钗的青云之想,进了贾府依然念兹在兹。《滴翠亭杨妃戏彩蝶》的解释很多,而我认为这毫无诗意可言,不过是宝钗对团扇妃嫔的自我代入,是另一种“意淫”。然而毕竟女大当嫁,年过及笄,难免无花折枝之忧,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便只能退而求其次,瞄准宝玉。
  熟读《红楼》的读者,都会感受到宝钗对宝黛的爱情是必欲拆之而后快的。宝钗三天两头地往怡红院跑,害得晴雯抱怨“有事没事跑来了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是殷勤拜访,还是蓄意窥伺,这恐怕见仁见智。我是认为没有人三更半夜来拜访的。吴组缃先生更是认为宝钗的黄金璎珞乃是母女进京前特地打造的,目的就是和宝玉配对。相比于黛玉被抛到贾府,宝钗可谓是有备而来。
  然而宝钗是个人精,她的分化瓦解“招安”并不直面宝玉,而是以黛玉为突破口。虽然对宝玉也偶有仕途经济的规箴,然而宝钗深知,宝玉是块石头,改造不了,而黛玉可以改造。因为黛玉的伦理感要高于宝玉。宝玉挨打,黛玉泣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桃花社重启,而贾政检查功课,黛玉便主动停止诗社活动;宝玉不愿见孙家提亲,黛玉说“我劝你把这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的。”和紫鹃用了同一个词。宝玉以我观物,充满了“为自然立法”的霸气,黛玉却应物斯感,容易被外界触动,因而可以感化。
  宝钗对黛玉的“招安”集中体现在两件事上,一件是《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宝钗审问黛玉是否偷读《西厢记》《牡丹亭》,然后娓娓说道:
  所以咱们女孩儿家,不识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不曾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只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蹋了。至于你我,也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如捡些正经书看也就罢了。最怕见那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药了。
  羞得黛玉飞红了脸。为什么飞红?《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一回,撩动宝黛芳悰的恰恰就是《西厢记》《牡丹亭》,宝钗虽不知必有此事,然深知必有此情。所以宝钗那段话,无一句指宝黛,却句句指宝黛。而我们若细细玩味,便知道宝钗的锋芒更集中地指向宝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宝钗意欲动摇黛玉对宝玉的爱,所以必须重塑黛玉的价值观,来个釜底抽薪。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单单说理还不够,还必须触到黛玉的敏感神经,必须动其羞耻之心,负疚之意。宝钗的这段说辞,等于是骂人不带脏字,说了宝玉一通坏话,又旁敲了黛玉的柔软内心,真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腹黑之至。
  而《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一回则是训导黛玉的延续。上次的训导确实奏效。林黛玉自我批评道: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这次宝钗由训导变成了笼络,不仅雪中送炭地开药方送燕窝,还打起了同病相怜的感情牌:“我虽有个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个母亲,比你略强些。咱们也算得同病相怜。你也是明白人,何必作‘司马牛之叹’。”
  乍一看温情满纸,可是只要我们和后面的《慈姨妈爱语慰痴颦》对勘,就发现不怎么对头:
  宝钗道:“惟有妈,说动话就拉上我们。”一面说,一面伏在他母亲怀里笑说:“咱们走罢。”黛玉笑道:“你瞧,这么大了,离了姨妈他就是个最老道的,见了姨妈他就撒娇儿。”薛姨妈用手摩弄着宝钗,叹向黛玉道:“你这姐姐就和凤哥儿在老太太跟前一样,有了正经事就和他商量,没了事幸亏他开开我的心。我见了他这样,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听说,流泪叹道:“他偏在这里这样,分明是气我没娘的人,故意来刺我的眼。”
  还有一段:
  宝钗笑问道:“我且问你,我哥哥还没定亲事,为什么反将邢妹妹先说与我兄弟了,是什么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属相生日不对,所以先说与兄弟了。”宝钗笑道:“非也。我哥哥已经相准了,只等来家就下定了,也不必提出人来,我方才说你认不得娘,你细想去。”说着,便和他母亲挤眼儿发笑。黛玉听了,便也一头伏在薛姨妈身上,说道:“姨妈不打他我不依。”
  同是出现了母亲、哥哥,为何彼时如此温情,而此时又如此恶毒?为何温情在前,恶毒在后?是不是因为其间先是贾母乱点宝玉和宝琴,撇下了宝钗,后是宝琴出嫁,宝钗作为姐姐依然单身,故宝钗心怀怨怼,只好捏软柿子,一并发泄到黛玉身上?我们不得而知。
  其实送燕窝一回,已经暴露了宝钗并没有把黛玉真正当作朋友,所谓“金兰契”实是曹公反讽。何以见得:
  “黛玉道:“晚上再来和我说句话儿。”宝钗答应着便去了,不在话下。”
  然而:
  “秋霖脉脉,阴晴不定,那天渐渐的黄昏,且阴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觉凄凉。知宝钗不能来,便在灯下随便拿了一本书”
  宝钗没来,而宝玉来了。情之深浅有无,一比便知。当然,秋风秋雨之夜,我们也不能强求宝钗湿了绣鞋罗袜,除非穿成渔婆。但宝钗差婆子送燕窝时,婆子只是说“姑娘说了,‘姑娘先吃着,吃完了再送了来’”,并没有为爽约做更多的解释和致歉,更没有“远慰风雨夕”的输诚。这绝非朋友有信有敬之道。可见宝钗并无意与黛玉为友,而只想收买笼络。惜乎黛玉已陷入吃人嘴软之境而不觉了。
  柳絮词雅集之后,大伙儿便放起了风筝。宝玉的风筝画的是美人,探春的是凤凰,宝琴的是大红蝙蝠,而宝钗的却是一连七个大雁。宝玉的美人,不知是否是为丑侯蒙做一个自赎。盖曹公菩萨心肠,大爱无疆,即便是腹黑如宝钗,亦许之以香草美人。按我们的期待,大雁更应该属于探春,而凤凰更应该属于宝钗,曹公为何安排相反?或是因大雁南去北来,亦宾亦主,而宝钗既有做二奶奶的主子意识,故总是自许礼教,以求挤入中心,但又不免寄人篱下,客子畏人。侯蒙的风筝传到了宝钗手上,在蓝蓝的天上飞了几千年,那是生命不能承受的一种苍凉。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6-2 9:06:00 ) 第 12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9.说《三国》系列之《也谈周瑜之死》
  我的挚友周绍纲君前段时间写了一篇很火的文章《周瑜之死与孙权的幽微关联》(文章可看本公众号的同期推送)。此文从史料的字里行间中发现,周瑜虽负大才,但孙权每每担心自己驾驭不了周瑜,因而对周瑜西征巴蜀的战略置之不用。周瑜渐渐被孙权边缘化,竟至英年早逝。周绍纲君探赜索隐的功力,昭告幽微的眼光均十分老辣。在这里笔者想对该文做一些小小的补充,以使其结论更加坚实。
  孙权与周瑜的矛盾是隐微的,而孙权与张昭的矛盾却是明显的。我们可以先从同是先王旧部的张昭身上,进一步看清孙权与周瑜的微妙关系。孙策托孤之际,将张昭、周瑜二人留给了孙权,这演变成了一句名言:“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然而,孙权有没有继承孙策的遗命呢?
  《三国志·张昭传》记载:
  初,权当置丞相,众议归昭。权曰:"方今多事,职统者责重,非所以优之也。"后孙邵卒,百僚复举昭,权曰:"孤岂为子布有爱乎?领丞相事烦,而此公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顾雍。
  群臣推举张昭做丞相,或许在众人看来,张昭是先主的顾命大臣,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孙权的大副。然而孙权竟然置遗命和众议与不顾,宁愿火线提拔一个资历和水平都远远不及的顾雍。孙权不相张昭的一个表面理由,就是张昭“性刚”,性情太过刚烈。孙权害怕自己的命令得不到贯彻,撕破脸皮大家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权确实不喜欢自己驾驭不了的角色。
  张昭的确性格刚烈。《张昭传》记录,孙权喜欢打猎射虎,而张昭常常劝谏孙权:“大丈夫应该驾驭英雄,而不是驾驭虎豹。”孙权虽然常常当面检讨,但还是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发明了“射虎车”,来个“更无豪杰怕熊罴”,与猛兽当面格斗。孙权一次宴饮,喝得烂醉如泥,张昭掉头就走。孙权派人追回,张昭厉声说:“当年纣王饮酒作乐,也不知道是在作孽啊!”直接把孙权比作纣王。孙权又是羞愧难当,只好散席。
  公孙渊建国事件,更使得孙权与张昭的矛盾白热化,竟至差点闹出人命。公孙渊在辽东建国,孙权遣使入辽拜其为燕王。当时孙权已经称帝,公孙渊虽然称王,但地位依然低于孙权,所以还是需要孙权的加冕承认。而张昭极力反对:公孙渊称王等于是背叛魏国,而我们若承认其僭号,就等于是和魏国为敌。其实公孙渊的实力远远不能支撑其自立。假如公孙渊做贼心虚,突然想重新归附魏国,那我们岂不贻笑大方?孙权大怒,按着刀说道:“吴国群臣入宫则拜寡人,出宫则拜君,寡人对你的敬重也过头了。你老是当面折辱寡人,未免不识抬举吧?张昭于是祭出太后,哭着说:“我之所以进谏,是因为不能辜负太后临终的托付!”这话非常吃紧。孙权最忌惮的就是张昭拿出先人来压自己。张昭此言一出,孙权马上软下来,把刀一扔,与张昭对泣。孙权的哭非常反常,以孙权之凉薄,恐怕不会在自己怒火中烧之际突然流泪。毛宗岗以为曹操哭典韦之际其实是在哭儿子曹昂,我们也不妨设想孙权此际哭的不是张昭,而是哭自己的权威始终处于先王和太后的阴影之下,无法恣意独行。
  我这么说的一个证据,就是孙权并没有听张昭的话,还是继续派使者赴辽东拜王。张昭知道自己言不听计不从,于是托病不上朝。这时传来消息,公孙渊杀了吴国使者,张昭果然不幸言中。在此之际,孙权居然学起了晋文公,上门向张昭请罪,并希望他回来,张昭拒不迎见,而孙权竟然烧起了门,想把张昭逼出来。张昭还是不出,也索性做起了介子推。孙权只能灭火。后来在张昭诸儿子的劝解之下,张昭才勉强重新上朝。
  其实张昭罢朝并不止这一次。在这之前,蜀国使者赵咨在吴国面前夸耀蜀国人物,众臣都无以应对,孙权想:“假如张昭在此,你们蜀国还有什么资本得瑟?”于是上门邀请张昭,而张昭又说了一大段话,原文如下:“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是以思尽臣节,以报厚恩。使泯没之后,有可称述,而意虑浅短,违逆盛旨,自分幽沦,长弃沟壑,不图复蒙引见,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张昭又是摆出先主和先后说事,还说“不以老臣属陛下,而以陛下属老臣”这样敏感的话。这话自然会引起孙权的回忆。什么回忆:“策谓昭曰:‘若仲未能任事,君宜自取之。”孙策在临终前说,假如孙权不象贤不争气,张昭可以取而代之。虽然这可看作孙策对张昭的笼络,但明眼人都知道,这话对于孙权来说意味着什么。张昭对孙权接着说:“老臣自以为没什么见识和能耐,所以不忍辜负先王美意,只能退隐。如果厚着脸皮贪图富贵,恋栈不走,这是老臣不能做的。”张昭此言无非是对孙权不拜自己为相抗议。当然,这样的抗议或许也能反证孙权不相张昭是“对”的,若相张昭,则“以陛下属老臣”甚至“自取之”,孙权仿佛儿皇帝甚至废帝,这让仲谋情何以堪?历朝历代,新君最忌讳的无非是老臣的掣肘。老臣的作风,一是喜欢倚老卖老,二是喜欢拿先帝来压人。李治借武则天诛杀长孙无忌,万历借内阁扳倒张居正,都是这个原因。
  回过头来看周瑜,我们就不难做一个类比。周瑜和张昭同是先主旧臣,自然也难免同气相求。“太妃使权以兄奉之”,让孙权对周瑜称兄,这和张昭“以陛下属老臣”如出一辙。周绍纲君的雄文中认为孙权对周瑜伐蜀的战略是表面赞许而实际搁置,因为孙权最终与刘备达成了不图巴蜀的协议。我个人认为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周瑜向孙权请缨,自己与孙瑜一起伐蜀。攻取益州之后,由孙瑜守益州,自己回来与孙权共镇襄阳。“权许之”,然后约刘备共同取蜀。关于刘备是如何回应孙权共取巴蜀之策,《三国志·先主传》有一段记载:
  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荆州主簿殷观进曰:“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先主从之,权果辍计。
  孙权本来是派人与刘备一起伐蜀,并让刘备做先头部队,有人认为可行,而荆州主簿殷观则认为,这是一招险棋,假如答应,等于是替东吴打前站,自己损失不说,假如伐蜀不利,反会被吴国背后包抄,家底都要输掉。不如先同意与孙权伐蜀,但我们却借故按兵不动,孙权必然不敢发兵。
  殷观的献计可以做两种理解:第一,伐蜀也是刘备既定战略。我自伐蜀,我自吞蜀,强于与孙权平分。一猴摘桃强似两猴抢桃。故先按兵不动,让孙权因孤军无援而放弃伐蜀;第二,我们按兵不动,让孙权自己去打。孙权想让我们做伐蜀先锋来包抄我们,我们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把孙权赚来抄底,再自己伐蜀。这两解可谓两头蛇:孙权若伐蜀,我们歼灭孙权;孙权若不来,我们自己取蜀。既是疑兵之计,又是“请君入瓮”。或许是因为此计大妙,殷观后来才升任别驾从事。
  孙权想必是见刘备按兵不动,又怕自己的背后包抄计被刘备反过来对准自己,于是不敢孤军入蜀。伐蜀计划暂时搁置。直到后来大呼上当:“猾虏乃敢挟诈!”这其实反映了孙权渴望取蜀的心声。《演义》安排了周瑜“假道伐虢”借伐蜀劳军欲吞并刘备,反被诸葛包围,三气周瑜。虽然与史实大异,但孙权伐蜀的意向还是存在的。应该说,孙权与刘备并不是“达成不伐蜀的协议”。因为刘备既无所谓左袒巴蜀,孙权又一度积极伐蜀,故两家只关心是否伐蜀,并不关心是否不伐蜀。孙权不伐蜀,也并不是因为蜀不可欲,而是因为中了刘备的疑兵之计,产生畏难了情绪。
《资治通鉴》还记录了另一段历史:“(孙权)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
  孙权见刘备不愿合作,又对自己设防,于是将打出去的拳头收回。这段史料说明了两点:第一,孙权不仅有伐蜀的意向,还有伐蜀的行动;第二,伐蜀的主帅不是周瑜,而是另一个瑜——孙瑜。
  孙权并没有为压制周瑜而放弃伐蜀。相反,孙权对伐蜀还是积极行动,只不过伐不伐蜀是一回事,用不用周瑜伐蜀是另一回事。周瑜希望自己与孙瑜一起伐蜀,但孙权只让孙瑜伐蜀。也就是说,孙权其实愿意伐蜀,但不愿意让周瑜伐蜀。周瑜是伐蜀的总设计师,但孙权并没有让他做伐蜀的首席执行官。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对于异姓的周瑜,孙权还是有所忌惮,而宁愿用一个才华能力都无足称道的堂弟孙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其实不仅伐蜀,甚至在千古传诵的“三国周郎赤壁”,周瑜也并非真的那么英姿勃发。《周瑜传》记载:“(孙权)遂遣瑜及程普,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除了周瑜,还有一个分庭抗礼的程普。而周瑜“惟与程普不睦”。我们再看看《程普传》“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孙权传》同载)都督一职并非《演义》里那样,周瑜独擅幽姿,而是周瑜程普二人平分秋色。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孙权搞的“二权分立”,用一个与周瑜不和的程普分周瑜的权,从而制约周瑜呢?我们熟悉的《演义》中的美谈,程普不服周瑜,称病不出,后来听说周瑜点将有方,才深自畏服。《三国志》注里也有“普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后自敬服。”这段史料并非闲话。孙权对老人的威力想必是深有体会,所以故意派一个老人来掣肘周瑜,恐怕就是为了让周瑜夹一夹尾巴,不要竖上天了。
  正如周绍纲君指出的,从周瑜个人的角度,周瑜确实有孙权驾驭不了的地方。再加上老臣与新君的结构性矛盾,这决定了周瑜的宏图在东吴难以大展。在抗曹与伐蜀两件大事上,孙权对周瑜的处置可谓极尽权术之微妙。既封侯拜将,又暗中掣肘,既言听计从,又冷藏悬置,既捧之上天,又按之入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气死周瑜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孙权。
  《三国演义》里,吴国只是双雄的陪衬,国内的矛盾,小说无暇细顾。但在史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暗潮汹涌的东吴。当然,东吴就是因为君臣互相猜忌,缺乏精诚,才沦为三国之中的二流。假如孙权放下机心,大胆任用周瑜,也适当平衡张昭,则伐蜀或着先鞭。从孙权五次北伐可以看出,孙权并非只是偏安守成之君,孙权也有问鼎中原之志。然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生逢乱世,父业子承是得天时,长江天堑及南北水道是得地利,若能兼得人和,则他日域中竟是谁家天下,恐怕还说不定呢。

http://dy.qq.com/article.htm?id=20160周绍纲《周瑜之死与孙权的幽微关联》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6-7 14:51:00 ) 第 13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10.说《水浒》系列之《林冲的忍与不忍》
  一直以来,林冲总是以忍辱负重的形象出现。林冲善忍,金圣叹评价道“看他只是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并称之为“毒人”。“熬得住”的人最可怕,因为“忍”常常意味着阴毒、扭曲、畸变和残忍。但我们要注意的是,小说在林冲的每次隐忍之后,总是安排了“不忍”的情节相对应。
  高衙内调戏林娘子后:“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高衙内说道:‘林冲,干你什事,你来多管!’原来高衙内不认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还认的时, 他没这场事。见林冲不动手,他发这话。众多闲汉见闹,一齐拢来劝道:‘教头休怪,衙内不认的,多有冲撞。’林冲怒气未消,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众闲汉劝了林冲,和哄高衙内出庙上马去了。”
  接着陆虞候将林娘子骗至家中献给高衙内。林冲闻得锦儿求助,赶忙奔到陆虞候家。
  林冲把陆虞候家打得粉碎,将娘子下楼。出得门外看时,邻舍两边都闭了……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迳奔到樊楼前去寻陆虞候,也不见了。却回来他门前,等了一晚,不见回家。林冲自归。娘子劝道:“我又不曾被他骗了,你休得胡做。” 林冲道:“叵耐这陆谦畜生,我和你如兄若弟,你也来骗我。只怕不撞见高衙内,也照管着他头面。”娘子苦劝,那里肯放他出门。
  可以说,林冲并不是在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那一幕之后才忍无可忍,逼上梁山。在林冲还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时候,就已经有许多“忍不住”的举动。砸了陆虞候家不说,还差点杀了陆虞候。若真的激情杀人而且杀的是朝廷胥吏,林冲的动静想必比鲁智深武松还大。
  到了沧州牢城营后:
  那差拨不见他把钱出来。变了面皮,指着林冲骂道:“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却来唱喏?你这厮可知在东京做出事来,见我还是大剌剌的我看这贼配军,满脸都是饿文,一世也不发迹,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叫你便见功效。” 林冲只骂的一佛出世,那里敢抬头应答。众人见骂,各自散了。林冲等他发作过了,去取五两银子,陪着笑脸告道:“差拨哥哥,些小薄礼,休嫌轻微。”
  林冲的这一忍透露了内心的微妙:林冲毕竟还是有身份的人。他明知潜规则如此,也明知柴大官人送的银子就是为了打点这些王八羔子,但却还是不愿一见面就把脸贴上去送钱,而宁愿等差拨一顿胖熊之后再赔笑送钱。也就是说,钱是被骂了才送,而不是自己主动奉上。虽然虎落平阳,但还是不能丢了身份。可以把林冲和武松对照一下:
  (囚徒提醒武松)武松道:“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众囚徒道:“好汉!休说这话!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只是小心便好。”……只见那个人走将入来问道:“那个是新到囚徒?”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拨道:“你也是安眉带眼的人,直须要我开口?说你是景阳冈打虎的好汉,阳谷县做都头,只道你晓事,如何这等不达时务!——你敢来我这里!猫儿也不吃你打了!”武松道:“你到来发话,指望老爷送人情与你?半文也没!我精拳头有一双相送!碎银有些,留了自买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没地里到把我发回阳谷县去不成!” 
  林冲与武松的差别在于,武松吃软不吃硬,你若蛮横,我偏不依。而林冲忍气吞声,你若逞凶,我只能就范。但他们相似之处在于,明知差拨胥吏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却就是不愿低下头颅主动送钱。


  我们可以再拿《武行者醉打孔亮》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对照一下:
  武行者偷眼看时,却是一瓮灶下的好酒,风吹过一阵阵香味来。武行者不住闻得香味,喉咙痒将起来,恨不得钻过来抢吃。只见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盘子托出一对熟鸡、一大盘精肉来放在那汉面前,便摆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烫。武行者看自己面前只是一碟儿熟菜,不由的不气;正是“眼饱肚中饥”,酒又发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大叫道:“主人家!你来!你这厮好欺负客人!”
  武松的忍不住是一种豪气和诗意,林冲的忍不住却楚楚可怜。风雪山神庙后:
  林冲烘着身上湿衣服,略有些干,只见火炭边煨着一个瓮儿,里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边有些碎银子,望烦回些酒吃。” 老庄客道:“我们每夜轮流看米囤,如今四更天气正冷,我们这几个吃,尚且不够,那得回与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乱只回三五碗与小人荡寒。”老庄家道:“你那人休缠,休缠!”林冲闻得酒香,越要吃,说道:“没奈何回些罢。”众庄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来要酒吃。去便去,不去时,将来 吊在这里。”林冲怒道:“这厮们好无道理!”把手中枪看着块焰焰着的火柴头, 望老庄家脸上只一挑将起来,又把枪去火炉里只一搅,那老庄家的髭须焰焰的烧着。众庄客都跳将起来。林冲把枪杆乱打。老庄家先走了,庄家们都动惮不得,被林冲赶打一顿,都走了。林冲道:“都去了,老爷快活吃酒。”
  武松醉打孔亮,是为了解馋,林冲赶走庄家,只是为了御寒。一个醉意淋漓,口角噙香,一个是本能驱使,风雪侵衫。一个是杀人余兴未尽,一个是受侮余怒未完。一个打得潇洒,一个打得野蛮。一个向强者动手,一个向弱者挥拳。一个是生命的盈余,醉得妩媚,一个是生活的逼迫,冷得沉酣。一个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一个是局促地偷生在人世间。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上穷碧落下黄泉。
  当然,林冲也有奢侈的时候。比如买刀时:林冲把这口刀,翻来复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宝刀,胡乱不肯教人看。我几番借看,也不肯将出来。今日我也买了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试。”林冲当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间挂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
  不仅对委屈忍不住,对所爱之物同样忍不住。这足见林冲的性情。只不过后面的故事,都是为了这性情付出代价。
  林冲的忍是有条件的忍。他在职场忍,在江湖却总是忍不住。《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中,陆虞候道:“兄何故叹气?” 林冲道:“陆兄不知!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臜的气!” 
  专栏作家王路先生根据林冲口无遮拦的特点,料定林冲在初上梁山之际在王伦面前也是如此。王路先生的热文《林冲之愚,武松之慧》写道:
  “王伦有本事吗?没多大本事。林冲有本事吗?他自以为有。在林冲眼里,王伦是小人吗?是。林冲愿意‘屈沉在小人之下’吗?不愿意。很有理由猜测,林冲同王伦喝酒时,喝到兴起,把这番肺腑之言又抛出来了……故而知道,林冲这一席酒,一番话,一首诗,把自己的上山之路堵得死死的。——梁山泊不怕你武功高,但不能不怕你有僭越的念头……且不论王伦,只论林冲上来就被王伦看穿,就足以说明林冲之愚。因为,不仅王伦看穿了他,后来山上的吴用,也一眼看穿了他。”
  此文旨在说明林冲没有机心和情商,总是被人一眼看到底。但我认为林冲也并非彻头彻尾的愣头青。林冲只是忍于职场,却不忍于江湖。只是他误把陆谦的家和梁山当作了江湖,却不知陆谦已经是林冲职场上的对手,而王伦即将成为林冲的领导了。
  江湖无处不在,职场亦无处不在。
  昆曲《林冲夜奔》有一句名言“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话很好地揭示了林冲的忍与不忍的辩证关系。忍无可忍则无需再忍。清代大诗人黄仲则看了《林冲夜奔》之后,写下了一首《贺新郎》:
  姑妄言之矣。又何论、衣冠优孟,子虚亡是。雪夜窜身荆棘里,谁问头颅豹子。也曾望、封侯万里。不到伤心无泪洒,洒平皋、那肯因妻子?惹我发,冲冠起。
  飞扬跋扈何能尔? 只年时、逢场心性,几番不似。多少缠绵儿女恨,廿以年前如此。今有恨、英雄而已。话到从头恩怨处,待相持、一恸缘伊死。堪笑否,戏之耳!
  好一个“今有恨,英雄而已”。电视剧里安排高俅被捉上梁山后,林冲必欲杀之,宋江层层设阻,林冲气得吐血身亡。这是电视剧对血性的革命的林冲的期待。而小说原著的林冲却让人失望。高俅被抓上梁山后“高俅见了众多好汉,一个个英雄猛烈,林冲、杨志怒目而视,有欲要发作之色。”面对仇人,小说中的林冲并没有电视剧中的血性复仇,而是变得敢怒而不敢行,直至最终被招安利用,最终瘫死于六和塔。梁山的造反生涯并没有增加林冲的反抗精神,反而让林冲知道,江湖也是职场,权力无处不在。持刀清算陆虞候的血气和棱角,已经消磨殆尽。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那雪下得正紧。”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6-13 8:50:00 ) 第 14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11.【说西游】对“大闹天宫”的几种评价
  “大闹天宫”是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然而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孙悟空。对“大闹天宫”的评价,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据笔者了解,对“大闹天宫”的评价较著名的有“农民起义”说、“市井英雄”说、“追求自由”说、“童心”说、“篡逆”说、“奴性”说等等。笔者在这先分享一下各家观点,再谈谈自己看法。
  “农民起义”说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代表人物是文学批评家、儿童文学家张天翼先生。张天翼先生在《<西游记>札记》一书中指出:《西游记》“借妖怪们的造反来描写农民起义”,而《大闹天宫》是现实社会中农民起义在小说中的折射反映。这一说法在当时广受认同,比如当时的青年批评家李希凡先生进一步认为“大闹天宫”是写农民起义,而“西天取经”是写不畏困难的革命精神,前后是一体两面。“农民起义”说作为反映论有一定解释效力,然而也有不自洽处,比如林庚先生指出,孙悟空并没有遭受天庭任何压迫,无所谓起义,而孙悟空单枪匹马独来独往,也和集体造反的农民起义不尽相同。
  “市井英雄”说是“农民起义”说流行之际,林庚先生提出的不同看法。林庚先生认为,孙悟空代表的形象不是乡土中国的农民形象,而是新兴城市的市民形象。且不是一般市民,而是身怀绝技的市井英雄、江湖好汉。林庚先生还拿大闹天宫的孙悟空与《二刻拍案惊奇》中《神偷寄兴一枝梅》的神偷懒龙、《喻世明言》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宋四公、《七侠五义》中白玉堂闹东京做类比,认为他们“大闹京都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目的和结果”,而“博取个好汉的名头乃是第一要紧的。而既是好汉,也就不能被人看不起。”这些市井英雄的闹事,并不是为了特定的生存目的,而是发泄过剩精力的游戏,以及向帝王将相展示本领的荣誉感,比起“农民起义”说,实在是要奢侈许多。
  “追求自由”说在共和国后三十年比较普遍,也是文学教科书采用的说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运用,也是其意识形态的产物。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先慎先生《孙悟空形象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蕴》一文,指出:“(孙悟空)本来是自由的,生活在一个自由天地之中,但他还要追求更大的自由,使他的个性得到更大的张扬更大的解放。”“大闹天宫,集中表现了孙悟空蔑视皇权和反对封建等级观念的思想。天上的神权统治是人间的封建统治的投影。天界的最高统治者是玉皇大帝,可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追求自由”说与“农民起义”说的教条是一样的,都是离开文本语境,主题先行地为孙悟空代言。且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更大的自由”?何以“大闹天宫”就是“更大的自由”?何以保护唐僧取经之后便不追求自由,不反抗等级制了?这些都是“追求自由”说没有回答和解释的。
  “童心说”的历史比较悠久。明代思想家李贽便提出了“童心者,道心也”,“童心者自为文”的著名论断,并将其用于对《西游记》的点评中。(《西游记》有明代李卓吾点评本。然而此李卓吾是李贽本尊还是伪托,尚无定论。今姑以为二者是一人)比如第一回菩提祖师为孙悟空赐名解释“孙”字意义“子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李卓吾点评道:“即是庄子‘为婴儿’,孟子‘不失赤子之心’之意。”林庚先生进一步发挥“童心说”,认为整部《西游记》乃是高于“神话世界”的“童话世界”,不仅孙悟空,里面的妖魔鬼怪也大都童趣盎然,没有机心。当代青年文献学家、《西游记》专家李天飞先生更是指出:“孙悟空一直活得很真实,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小朋友一样可爱,所以也难怪小朋友们没有不喜欢孙悟空的。他想要什么,就毫无顾忌地去要或偷——他真的不觉得那样不好;想反对谁,就真的抽出棍子就打。这条金箍棒,也正是他一颗真心的象征。”而“天界诸神,反倒喜欢把自己包裹在一层言不由衷的外壳里了。对他回护的,对他有敌意的,都不停地往他身上加各种理由!只要加以了一种理由,一种意义,就师出有名,或者招抚有方了。”“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将要做一件什么事,必先给自己找个理由。而且是很宏大的理由。然而这正是本心被掩盖的第一步——不愿直接面对本心。”真可谓空谷足音。
  “篡逆说”之始作俑者乃是民国法学家萨孟武先生。其名作《<西游记>与古代政治》是一部借题发挥讨论古代政治的奇书。《孙行者大乱天宫》一篇写道:“孙行者亦有取败之道。他既已投降,籍名在箓,则与玉帝有君臣之义。臣篡君位,在吾国历史上固然不乏其例。然而须有两个条件:一是皇室式微,君主失去权威;二是臣下建立武勋,苟能树奇功于异域,则人望已归,禅让之事更易成功。”“孙行者如何呢?玉帝尚为群仙尊敬的对象,孙行者固然名注齐天,官封大圣,然而未立大威于仙界,又未树奇功于西天,只因蟠桃大会未被邀请,冲冠一怒,只为佳酿,是直子公之流(《左传》中染指尝羹并叛乱之郑国贵族),何能博得群仙同情,其觊觎帝位,终归失败,可以说是理之当然。”道理虽对,但《西游记》本是神魔中事,以人间法则度之,只恐缘木求鱼。
  “奴性说”极具颠覆性,让人耳目一新。此说倡自专栏作家陈思呈女士。其热文《孙大圣的奴性》中指出:“人们有时会以率真的名义去伤害别人,以至情至性来包装掩饰自私,或以单纯无邪的名义去获取别人的宽宥。相比而言,宛转和圆通,人性成本总是更高的。孙大圣运用的是一个低版本的人性,他确实常以单纯无邪的名义去获取别人的宽宥。定神细想,孙悟空是有奴性的。他动不动一句‘何必在他人喉下取气’,使他成为天地间最不羁的一个角色。实际上却正是孜孜于被别人承认,被体制收纳。最初,孙悟空在花果山的生活,逍遥快活,莫过如是。但孙悟空心心念念的,是被主流收纳、承认、看重。不是被压在五行山下才算‘失去自由’,自从孙悟空主流了、脱离妖精名号了,他就不再自由了。他为自己的妖精过往感到自卑。”有一种阅世颇深的老辣,和清新烂漫的“童心说”针锋相对。大家不妨见仁见智,各取所需。
  以上是诸家观点,而本人则更认可“童心说”。童心的外延无限宽广,弹性也无限巨大。童心既是无善无恶,纯一无伪的纯真,又是可黄可黑,正邪两赋的歧异。以童心的名义做出的事,也往往具有超善恶的色彩,让人难以评价,不敢评价,只能被卷进庆祝无意义的狂欢。孙悟空大闹天宫是童心,宝玉摔玉踢人也是童心,李逵好赌嗜杀也是童心,即便曹操挟天子行篡逆,也是小阿瞒装病求怜之童心的延续。至于明武宗无道,而史书以“有童心”罪之,也是没有奈何的事。童心啊,你是那么的美好,又是那么的乖张,小神童属于你,熊孩子也属于你。你让人爱,也让人怕!多少真善美,多少假恶丑都因汝而行。最聪明的哲学家在你的面前也要失语,最严密的伦理体系在你的面前,也要“忽喇喇似大厦倾”。好你个童心呵!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6-22 8:58:00 ) 第 15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12.【说红楼】探春的“承包责任制”
  探春改革是《红楼梦》的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老人与青年人的矛盾开始全面爆发。
  我们先来看看探春改革的内容:第一,将每个姑娘每月的二两银子油脂粉费免去,以免和二两月银重复浪费;第二,参考赖大家的花园管理模式,将大观园中的花园承包给婆子嬷嬷们,让她们的盈利除供给姑娘们的头油脂粉和瓶花、鸟食之外,剩余部分自己节留:
  咱们这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银子的利息。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若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许多值钱之物,一味任人作践,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本分老诚能知园圃的事,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
  又在薛宝钗的建议下,婆子嬷嬷们的盈利,年终不必归账房重新分配,而是尽数自行支配。 “虽是兴利节用为纲,然亦不可太啬。纵再省上二三百银子,失了大体统也不像。”
  这等于是向婆子嬷嬷们的一次大分红。婆子们自然皆大欢喜,普天同庆,大观园也开源节流,开放搞活。不仅缓解了大观园的财政紧张,也团结了大观园的大多数,“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
  其实,探春改革是秦可卿托梦王熙凤的改革思路的再版:“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秦可卿认识到贾府虽然金玉其外,但却没有必要的内生循环机制来保障供给。王熙凤不能理解秦可卿的远见,她只知道通过放印子钱这些短平快的方式聚敛,却不晓得要实现大观园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将大观园由消费型共同体向生产型共同体转变,以至最后终落入秦可卿担心的“典卖之弊”。是探春首先认识到了发展生产对于大观园的重要性。然而秦可卿设想的垦荒式的营田已经不太可能,只能因陋就简地搞搞副业。但这毕竟将生产自救提上了日程付诸实践,可谓是空谷足音,春风化雨。
  然而探春改革与秦可卿方案还是有很大不同。秦可卿方案试图建立的是一种常态化的内生机制,因为秦可卿死时,贾府尚不算拮据,所以也不急着兴利。而探春时代已经不同往日,贾府财政已捉衿见肘,竟至于贾琏让鸳鸯偷东西典当。所以,探春不可能像秦可卿方案那样细水长流贻厥孙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必须最大限度地压缩收益周期,来填补贾府亏空。基于此,探春才不惜冒着令人“见利忘义”的危险,利用物质刺激,搞承包责任制,让婆子们接盘。
  物质刺激产生竞争,改革便多了许多不可把握的因素。探春的“承包责任制”试水之后,大观园的花园山林便由公有财产变成婆子们的私有财产。原来姑娘们采花扑蝶、踏青游玩的花园,成了婆子们擅利营生的禁脔。“一得了这地方,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厉害。”有了“私有财产”,就有了“阶级分化”,有了利益,就有了矛盾。而婆子们的收益绕开账房,等于是对资本失去了节制。而一旦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一切情感和法律了。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一回就是改革导致的一场闹剧。春燕的妈妈何婆子和姨妈自从承包了园林之后,“一根草也不许人动”。莺儿却顶风作案,为林黛玉折柳枝编花篮。何婆子和姨妈发现后,便爆出了一段串烧粗鄙话,指桑骂槐地打骂起了春燕。春燕一阵委屈,跑到了怡红院里找宝玉做主。丫头麝月给了何婆子一阵猛尅,又请平儿判决。平儿命将何婆子撵出,并打四十大板。婆子只能服软哀告,方才作罢。
  其实探春、宝钗、平儿等“改革三少”在召开改革会议时,也并非对此没有预料。宝钗说:“这会子又是因姑娘住的园子,不好因省钱令人去监管。你们想想这话,若果真交与人弄钱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许掐,一个果子也不许动了,姑娘们分中自然不敢,天天与小姑娘们就吵不清。”然而宝钗的意见却被总设计师探春的自诉不幸引开了话题,话题再也没有兜回来。最终在凤姐的支持下,改革还是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当然,设计师们还是希望改革能在她们的宏观调控中推进。比如承包给谁,不承包给谁,都需要盘算,免得所托非人:
  平儿忙笑道:“跟宝姑娘的莺儿他妈就是会弄这个的,上回他还采了些晒干了辫成花篮葫芦给我顽的,姑娘倒忘了不成?”……宝钗道:“断断使不得!你们这里多少得用的人,一个一个闲着没事办,这会子我又弄个人来,叫那起人连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人来:怡红院有个老叶妈,他就是茗烟的娘。那是个诚实老人家,他又和我们莺儿的娘极好,不如把这事交与叶妈。他有不知的,不必咱们说,他就找莺儿的娘去商议了。那怕叶妈全不管,竟交与那一个,那是他们私情儿,有人说闲话,也就怨不到咱们身上了。如此一行,你们办的又至公,于事又甚妥。”
  宝钗认为叶妈既有专业技能,又老实可靠,让她老人家打理花草还是靠谱。但宝钗同时也清楚,假如叶妈不愿承包,把花园转包给别人,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自由放任,反正责任不在“改革三少”这里,“也就怨不到咱们身上。”探春对此也有预见:“虽如此,只怕他们见利忘义。”然而改革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也顾不得那么多。后来果不其然,叶妈不知为啥没有承包花园,花园可能是先转包给了莺儿的娘,最终转包给了春燕的娘——就是嗔莺咤燕那主儿。小说里虽未明示,但是从曹公总是拿莺儿春燕捉对儿写这点,可能有所暗示。
而《嗔莺咤燕》一回可谓在矛盾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承包花园的何婆子、夏婆子,一个是芳官的干娘、春燕的妈,一个是藕官的干娘、春燕的姨妈。在这之前,何婆子因为芳官不听她的安排,不愿用洗剩的水洗头,被何婆子一顿胖揍,俩人闹得天昏地暗,直闹到了怡红院,在宝玉和丫头们的主持公道下,芳官才赢回一点尊严。夏婆子之前因藕官烧纸钱而差点捅到上面,又是因为宝玉袒护藕官,才算拉倒。对何婆子、夏婆子二老,春燕在花园里就对莺儿评价过:“如今越老了,越把钱看得真了。”并引用了宝玉那段名言:“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红楼梦》里,青年人与老人的矛盾可以说是仅次于阶级矛盾的“次要矛盾”。老人贪婪,青年纯真,老人鄙陋,青年粹美。老人打压青年,青年反抗老人,“代际排斥”乃是韦伯所谓“社会排斥”中最顽固的排斥。而探春改革则让两者之间的隐形矛盾在利益的诱发下释放和激化。
  斗争开了口子便收不住。夏婆子之后又借茉莉粉事件,终于向赵姨娘告了藕官烧纸的恶状,怂恿赵姨娘“扎个筏子,把威风抖抖”,逗得赵姨娘恶向胆边生,把芳官编派了一顿,这下却挨“粉头儿们”的一顿围殴,直到探春出面,一顿好剋,才把赵姨娘打回原形。可以说,这一轮斗争中,赵姨娘扮演了老人的代言人。一方面,赵姨娘毕竟是姨娘,还是属于主子阶层,另一方面,赵姨娘在主子里身份卑微,在太太小姐们面前充满自卑和嫉妒,和嬷嬷们自然同气相求。年龄是赵姨娘和嬷嬷们共同的资本。贾府作为“虽有贵者,以齿”的宗法共同体,年龄的差序格局给予了婆子们超越其地位的优先性。赵姨娘和婆子们的老脸,有时候还是可以刷一下。
  改革是体制内的修补,所以必须尽可能地减少体制内的阻力。所以,改革需要依靠老人,正如革命需要依靠青年。换句话说,改革往往牺牲青年,正如革命往往牺牲老人。“(婆子们)每日早起晚睡,自己辛苦还不算,每日逼着我们来照看,生恐有人糟蹋。”所以说改革常常只是老人的红利,却是对青年的另一种剥夺。所以历史上改革如火如荼之日,就是革命暗潮汹涌之时。探春自己就是青年,且受了刁奴欺幼主的不少闲气,但她能够从大局出发,放下私怨团结老人,说明她还是具备广阔的政治家胸襟。但是改革的走向是探春也无法预料和掌握的。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改革不是革命,它不是驯服欲望,改造人性,而是释放和利用人的趋利性来兴利生财。探春的改制,很难说有什么积极的成果,却徒然惹得大观园鸡飞狗跳,浊臭逼人。
  《寿群芳怡红开夜宴》是造反小将们的一次聚首,也是青年们最后的晚餐。在这前后,“代际排斥”这根弦已经绷得剑拔弩张。玫瑰露事件,虽然被宝玉顶包,平儿摆平,但五儿的被拒也说明了老人们开始从顶层找到支持,并结成一个封闭的联盟阵线,压缩青年们的空间,直到最后抄检大观园的白热化,王夫人、王熙凤和王善保家的一起对青年们来了一个大反扑。王夫人成为了老人们的代言人:“不然(五儿)进来了,你们又连伙聚党,不知又做出什么事来。你连你的干娘都欺负倒了,岂止别人?”反扑的结果是司琪被撵、芳官、四儿、晴雯被清算,竟至于宝玉再次大声疾呼:“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和春燕的控诉遥相呼应。而“改革三少”中的宝钗苦于大观园的窝里斗而搬家走人,探春被搜身受辱,终于忍不住给了王善保家的一个大耳刮子。“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然而探春是否想到,造成老人和青年乌眼鸡般内斗的,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自己一厢情愿的兴利之举。
  理论上来说,任何改革都应该两条腿走路,平衡老人和青年,坚持两手抓,兼顾人心和利益。但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事如醉汉,扶得东来又西倒。“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毛泽东说:“曹雪芹写《红楼梦》是想补天。”探春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补天者。曹公的矛盾就在于既寄情于反抗的青年,又同情“补天”的志士,既要“革命”,又想“补天”。然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天终究会老,何况人呢?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7-18 9:23:00 ) 第 16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说三国】诸葛亮“肃反”
  这里说的诸葛亮“肃反”,倒不是指七擒孟获或者计除魏延。这里的“反革命”指一个团体,笔者姑且称之为“益州系”。
  众所周知,益州刘璋在张松的建议下邀请刘备入蜀拒曹。这一邀可谓送货上门。刘备在取蜀的既定方针下,反客为主拿下益州,刘璋归为臣虏,刘备奄有荆益,开辟了西蜀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刘璋的益州旧部自然也被刘备收编。这些原来归属于刘璋,后来整编于刘备的官僚群体,笔者称之为“益州系”。相应地,鸠占鹊巢的刘备一系,因为主力是荆州旧部,暂且称之为“荆州系”。
  然而整编之后的“益州系”是否与刘备同心同德,是否愿意输诚尽忠呢?答案其实并不明朗。此时的西蜀已是“荆州系”和“益州系”共存的跨体系社会。这样的社会自然蕴含了某种紧张。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中,将“益州系”和“荆州系”的紧张看作是“新人”与“旧人”的紧张。其实自古以来,只要是发生迁徙或占领,只要是两种不同身份、不同认同的群体在同一片土地上并存,就难免发生矛盾。陈寅恪先生的魏晋史研究挖掘了南渡侨族与江南土族之间的分分合合。田余庆先生或是继承了陈寅恪先生的路径,将“益州系”与“荆州系”的矛盾视作世居土族与外来侨族之间的矛盾,也可谓别开生面。
  当然,矛盾不一定表现为剑拔弩张的斗争、海水群飞的叛乱,矛盾更经常地体现为暗潮汹涌的不合作,阳奉阴违的拆台,外宽内忌的腹黑,推倒油瓶都不扶的观望。而矛盾的根源也不仅仅是“非我族类”的社会排斥律,而更多是路线的分歧,信念的对立,对共同体前途的想象规划的差异。没有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同一屋檐下的也常常是肝胆胡越的路人。简单说来,“益州系”的政治诉求是守成。他们只想偏安于世代所居的西蜀故地。做稳割据诸侯便是他们的终极目的。而刘备、诸葛亮代表的“荆州系”却自觉担起了整顿乾坤的使命。他们的诉求并不是雄踞一方,做土皇帝了事,而是“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后出师表》),而今迈步从头越,以益州为起点,去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北伐。(从这个意义而言,“王业不偏安”一语或恰恰是针对“益州系”)
  然而对于“益州系”来说,北伐并非值得奋斗的事业。虽然刘璋也姓刘,但刘璋并没有因为是刘家人就担起兴刘的责任,而是把天府之国作为自己的刘家府,对刘姓天子揖而不拜。“益州系”在刘璋的既定政策下自然主张偏安。相反,“荆州系”致力的北伐,其风险和成本都过于高昂。动用天府之国的人力物力不说,搞不好会连西蜀的家底都输掉。或许在“益州系”看来,“荆州系”赌上西蜀来北伐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输掉了西蜀就等于输掉了一切。西蜀本位的保守主义路线和中原指向进取主义路线便成了横亘在“益州系”和“荆州系”之间的豁口。所以,尽可能地阻挠北伐,便是他们的自然反应。
  “益州系”阻挠北伐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李严案。
  《三国志·李严传》记载:
  诸葛亮军出祁山,严改名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量不继,平遣狐忠喻指,呼亮来还,亮退军,平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平违错,谢罪。于是亮表平废为民,徙梓潼郡。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
  这是一件挺蹊跷的事情。李严本是诸葛亮北伐的粮草官。但遇到了雨天,粮草无法如期运到前线。李严于是假传上谕让诸葛亮退兵,以逃避自己运量失期的罪过。但诸葛亮回军之后,李严却佯装惊讶,问诸葛亮为何在补给充足的情况下退兵。当然,李严的伎俩并没有瞒过诸葛亮。诸葛亮将李严在这件事上的书信出示给他看,李严无言以对。诸葛亮将李严贬为庶人。
  田余庆先生认为这件事情“难于置信”,并进一步推断这件事情只是诸葛亮扳倒李严的借口。田先生分析,李严在刘备入蜀后以都护屯江州,“实际上是总揽蜀国东部军政,与成都分陕而治。”一方面,李严得此要职是因为刘备试图笼络并稳住益州旧人,使其不至于因不满新人而旁生不测,而另一方面,刘备也让诸葛亮与李严同受顾命,将李严置于诸葛亮的掣肘之中,久而久之然必造成李严的不满。田余庆先生认为,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不在于运粮事件,而早在诸葛亮欲将李严调离江州,李严抗命,便埋下了日后的种子。
  因为将二者的矛盾锁定在新人与旧人之间的矛盾,田余庆先生才得此结论。其实,新人与旧人的矛盾固然是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但它的内涵却十分空虚,仿佛什么问题都可以往里装。而只有将它落实为路线之争、理念之争、诉求之争,得出的结论才会具体一些。
  笔者认为,李严兴废并不像田余庆先生翻新的那样,是由于妄图分庭抗礼,不听调遣。当然,另立中央的野心,李严未必没有。但还是应该将此置于“益州系”既定路线的整体之下。不管是另立中央,还是运粮失期,都可视作是“益州系”反对北伐的表征。李严事件的实质,是“益州系”对北伐的故意阻挠。李严失期运粮,是否有故意的嫌疑,我们难于作有罪推定。但即便李严失期延误是过失犯罪,其后的主动出击挤兑诸葛亮,则坐实了“益州系”对诸葛亮骨子里的不合作。田余庆先生对“益州系”这种骨子里的排斥非常敏感,并举了一系列旁证,比如廖立事件、来敏事件。但廖立、来敏事件属于一般性的利益冲突,还没有上升到路线之争。且不仅发生在荆益两系新旧阵营之间,也发生在“益州系”内部(比如廖立排斥李严,来敏排斥董和,都是“益州系的内斗)。如果将李严和廖立、来敏并案,反而失去了其更加丰富的意涵。
  而可以和李严事件并案的,笔者认为另外三个事件更合适,一个是黄权降魏事件,一个是费诗忤旨事件,一个是谯周请降事件。黄权是最早拒绝刘备入蜀的刘璋旧部之一,也是最早认识到新旧之间必然产生矛盾:“欲以部曲遇之,则不满其心;欲以宾客礼待,则一国不容二君。”后来的历史被黄权不幸言中。当然,黄权与世俯仰,做了刘备之臣,但在刘备兴兵伐吴之际,最早提出异议的也是黄权:“权谏曰:‘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尝寇,陛下宜为后镇。’先主不从……权降于魏”黄权劝阻伐吴,其理由和“益州系”阻挠北伐大抵相同,均是害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会动摇西蜀的国本,将“益州系”世叶的家底都输掉。黄权降魏后,刘备叹道:“孤负权,权不负孤。”刘备并没有把黄权看作自私鬼怕死鬼,相反,刘备也知道黄权的劝阻同样是出于公心。只是自己辜负了黄权的公心,也就不好指责别人了。“先主薨,魏群臣咸贺而权独否。”倒是有几分孤臣孽子之心。
  费诗事件大致是取得汉中之后,群臣劝刘备称汉中王,费诗站出来劝阻,说:“今天敌未克,而先主自立,恐人心疑惑……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于是失去了刘备的信任,被降职。这让人想到了荀彧反对曹操加九锡而被赐死。当然,刘备宽仁,没有杀费诗,但这足以说明益州旧部对刘备集团的某种拒斥。而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猜想,刘备欲王汉中,说明了刘备已经将大本营北移,刘备的野心不在西蜀一隅而在中原。而坚持西蜀本位主义的“益州系”看来,刘备将重心北移无异于弱化了西蜀的地位,所以即便称王,也应该王于成都而不是汉中。这或许也是费诗忤旨的另一个隐微原因。
  而“谯周请降”大概只是一句话的事。“景耀中,魏邓艾克江油,长驱而前。后主使群臣会议,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宜可奔南。惟周以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莫若降魏。’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不动兵戈,休养生息是“益州系”的一贯主张。即便是国破之际,谯周依然坚决贯彻这一主张,而不惜“从此谯周是老臣”(温庭筠语)的千古差评,也不能说是毫无诚意和成本的自我保全。
  回过头来看李严事件,我们会发现《三国志·李严传》的尾巴非常耐人寻味。“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注重动机的挖掘,是中国史书的传统。《李严传》的这个尾巴,许是为李严的动机做一个春秋笔法的辩护。李严希望诸葛亮为自己复职,大抵是因为李严相信诸葛亮一定会明白,自己阻挠北伐,并不是给诸葛亮下套使绊子,并不是为自己的一己之私而加害于诸葛亮,而是出于为西蜀前途安危着想的公心。李严或许希望诸葛亮能明白,自己把诸葛亮从前线调回,只是为了让他回来做西蜀的太平宰相,让西蜀休养生息,免于兵燹。李严或许看到刘备最终能理解黄权、原谅黄权,便相信诸葛亮最终也一定能理解自己、原谅自己。然而,李严有公心,诸葛亮同样有公心。李严的公心有多宽广,诸葛亮的公心就有多博大。诸葛亮断然不会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态度而有所陟罚臧否。即便李严对诸葛亮没有图谋,诸葛亮也不能再次启用李严,因为李严反对的是北伐大业,反对的是诸葛亮隆中对的许诺和希冀,反对的是先帝念兹在兹的“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反对的是刘备孔明君臣鱼水的初心。
  不忘初心!
  苏轼在《诸葛亮论》中说道“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对“益州系”的打击和抑制,让我们看到诸葛亮权变的一面。然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实政治也必须去担荷人类罪恶、残酷和粗鄙。正如,琅琊榜》里梅长苏所说“那些阴暗的,沾满血腥的事我来做好了。”而诸葛亮能做的,或许只有不忘初心。
  (微信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7-25 16:49:00 ) 第 17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说水浒】生辰纲到底该不该劫?
  前段时间,中学语文课本中《拳打镇关西》被《智取生辰纲》替换,引起社会热议。其实,《智取生辰纲》比《拳打镇关西》在“革命性”上要强得多。而在物权观念深入人心,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今天,生辰纲该不该劫,仿佛已经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了。
  《水浒传》里,劫生辰纲的一个根本理由就是“不义之财,取而何碍”。这一理由最早是刘唐提出来的:
  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去年也曾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今年又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闻知哥哥大名,是个真男子,武艺过人。小弟不才,颇也学得本事,休道三五个汉子,便是一二千军马队中,拿条枪,也不惧他。倘蒙哥哥不弃时,献此一套富贵,不知哥哥心内如何?
  刘唐的理由其实有三点。除了明显的“不义之财,取而何碍”的“天理”之外,还有两条潜在的理由:其一便是去年生辰纲曾被人劫过。别人做得,我们更做得;其二便是晁盖是个义人。正义之人必能做正义之事。
  后面的故事里,“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成了反复出现的主导动机。晁盖向吴用转述时说道:“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吴用说三阮:“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公孙胜劝说晁盖:“这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聚义宣誓时说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鉴察!”
  公孙胜与其他七人之前并未通气,故“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应是他们之间不约而同的共识。而白胜因为并没有与大家形成这样的共识,也没有参加宣誓,只是被拉进来干活,所以最后叛变了革命。
  吴用说三阮入伙之前有一段小插曲:吴用要十四五斤的鱼,三阮抱怨道大鱼都被梁山泊霸占了水域垄断了,三阮生计艰难。这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吴用见此情景,顺势以“图一世快活”动之。道义是写好的剧本,“快活”则是即兴的现挂。另一种可能就是吴用明知三阮只是渔民,现世安稳便是他们的最大追求,所以有意要大鱼而不得,激起他们改变生活的热望。道义的说辞只是幌子,“一世快活”才是压轴。
  综合上述,劫生辰纲的理由里,除了道义上的“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外,还有一系列潜在的理由:图一世快活、人有我有、不取白不取。当然,“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始终处于压倒性的主导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
  那么,晁盖等人眼中的“不义之财”,是不是就“取之无碍”呢?
  我们不妨先从古代西方的一个故事里,看看西方哲人是怎么看待类似事件的。苏格拉底有一个学生叫色诺芬,他曾在邻国波斯做过雇佣军主帅,并写了一部关于波斯先王的故事《居鲁士的教育》,其中有个故事说:有一个大孩子穿了一件小衣服,而一个小孩子穿一件大衣服。于是,大孩子就把小孩子的大衣服扒了抢走,而把自己的小衣服给了小孩子,自己穿上大衣服。两个孩子争了起来,并找了当时还是青年的先王老居鲁士裁决。老居鲁士认为大孩子做得对,因为这样两个孩子都得到自己合适的衣服。但是老居鲁士的师父却把老居鲁士训了一顿。师父认为,这样的裁决是错误的,因为“合乎礼法的才是公正的,而超越礼法借助暴力那就是卑鄙。”(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
  小孩子得到小衣服,大孩子得到大衣服,这确实符合“各得其宜”的自然正义。但是,帝王师却认为,即便是自然正义,也要受到人间礼法的约束,否则“自然正义”将危害人间的既定秩序。可以说,自然正义追问的是人的“应得之物”,而人间礼法保护的却是人的“属己之物”。帝师看来,即便一个人应该得到某物,也应该在符合礼法的前提下获得。帝师秉持审慎的原则,在未来的帝王面前教诲其要尊重既定的礼法,具体地说是要尊重既定的物之归属,而不必人为地损有余而补不足。当然这和现代物权观念是两回事。现代物权观念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权利而不是礼法,“属己之物”就是“应得之物”,是用“物权”替代“礼法”。这与帝师的礼法至上大异其趣。
  帝师面对的是帝王,而治国是实践的事情而不是理论的事情。在政治世界,虽然各得其宜是理论上应该追求的正义,但现实中假如一味地追问什么是“应得”并付诸行动便会造成纷争。晁盖七人正是认为生辰纲是弟兄们的“应得之物”,才铤而走险。当然毕竟生辰纲是不流血的智取。假如为“应得之物”而杀人流血,那将是天翻地覆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说自然正义不应该追问,应得之物不应该追求——色诺芬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因为这种追问自然的哲人生活威胁了雅典的礼法才被处死。但追问自然和“应得”只应该限制在哲学家的沉思生活之中,而不应该付诸于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取生辰纲”在理论上是理所应当的,但在现实中却并不可欲。
  再看看中国古人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起古希腊哲人重视外在的正当性,中国哲学更重视内在的正当性,那就是内心的“诚”。古人认为好的动机便能够保证好的行动,而坏的心理即便是隐而未发也要受责。孔子作《春秋》就有“重意”的义例,推求每一件历史事件背后的心之本源。到了汉代董仲舒以《春秋》决狱,便以 “原心论罪”为原则,类似我们说的“诛心”(当时叫“诛意”),以动机而非以效果定罪。比如一个大臣对皇帝动一动嘴唇,便成了心怀不满而获罪,而一个青年在械斗中误伤其父,按律当诛,但董仲舒认为此人没有犯罪故意而理应获免。重视动机意义上的辩护或归罪,是中国古典律法和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王阳明所谓“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不能说没有现实基础。孟子有一句名言:“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伊尹是商朝开国名臣。国君太甲荒淫无道,伊尹便将太甲软禁在桐宫,自己亲自执政。三年后太甲悔过,才还政于太甲。那么伊尹这样的行为是不是犯上作乱呢?孟子非常高明地把这个问题说圆了:有伊尹这样公忠体国的精神和一心为公的志向,做这样的事情是没问题。但假如没有这样的心,做这样的事就是篡逆。
  如果放在中国的评价体系,不妨这么说:“有替天行道之志则可,无替天行道之志则窃也。”然而现实中并没有倪匡科幻小说里的思想仪,可以精准测量人的动机。而如上所述,劫生辰纲的义举除了因为它是“不义之财”的主导动机外,还有图一世快活、不取白不取等等不能放在台面上的理由,其行为已具备复杂的多义性,单纯的“原心”“诛意”很难把握这种正邪两赋的状态。
  其实,讨论“应不应该”应该放在具体条件下。任何“应然”都应是有条件的应然。这虽然是轱辘话,然而这也可以避免教条主义和理论滥用。劫生辰纲虽然有理论上的正当性,但正如《水浒》专家王学泰先生说的:“这个‘不义’到底由谁来确定?当然是由劫掠者来确定的。这就造成了他想劫掠谁,谁的财货就属于‘不义’。这样的说法是劫掠者扩大了反社会活动的整体性,因为谁都有可能成为被害者。”即便晁盖吴用是识得何为正义的哲人,他们也无法保证劫掠的正义,因为理论在实践中往往会走样。何况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一个团队里不可能人人是正心诚意的义士哲人,也有投机革命的人,别有用心的人,稀里糊涂卷进去的人。否则白胜也不会叛变。
(微信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8-1 14:54:00 ) 第 18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说西游】女儿美不美?
  不知什么时候起,黑唐僧成了一种时尚。大概是因为唐僧是一个无趣的人,所以黑唐僧就成了一件有趣的事。前段时间看到一篇台湾某先生的红文《唐僧是如何贪看女子的》,文章挖地三尺地搜罗唐僧好色的证据,比如主动化斋,见了蜘蛛精变的女子便盯了半个时辰,比如救了鼠精变的女子还关怀备至。字里行间的东西一放大,就成了翻案文章了。
  人禀七情,食色性也,这本来没什么好奇怪的。但现代文人喜欢揪着这一点不放,看不到人物身上高出肉体本能的东西,反而把这些说成虚伪和压抑,这就未免夏虫语冰了。唐僧有糊涂颟顸的一面这不假,但解救妖精并带上同行的傻事又不是只发生这一回。在红孩儿、银角大王那儿,犯的都是同样的傻。何况接待唐僧的长老“一则是问唐僧取经来历,二则是贪看那女子”一句,明明是讲长老贪看,怎么“贪看”二字就移到了唐僧身上呢?而蜘蛛精一回,那位台湾先生拈出的证据是书中的“少停有半个时辰,一发静悄悄,鸡犬无声” “又走了几步,只见那茅屋里面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女子在那里踢气球哩……三藏看得时辰久了,只得走上桥头。”如果一定要诛心,那能不能说这是出家人的自我修养呢?见到别人手头做事,便不敢打搅。你总不能说“程门立雪”是贪看老师睡觉吧?
  不必在那篇网红文上浪费时间。其实只要通读《西游记》,就不难发现,唐僧在女性面前的矜持,除了佛门律法之外,还是有其内在的原因,那就是他母亲的死。
  《西游记》中讲唐僧身世的一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因为在故事里不轻不重的位置以及小说里的附录地位,所以很容易被无视。其实这是真正理解唐僧心灵的钥匙。理解人心,不是抽象地讲什么人性论,讲什么文明对本能的压抑,而是要看一个人独特的性情和阅历。唐僧身世一回和电视剧里表现的大同小异:读书人陈光蕊中了状元骑马游街,被丞相殷开山之女抛绣球选中,遂成夫妇。陈光蕊携眷上任途中被船夫刘洪、李彪二人杀死,刘洪霸占了殷小姐,并冒充陈光蕊上任。殷小姐生下一子,恐陈洪发现,便将血书藏于襁褓,将孩子置于木板沿江漂流。孩儿被金山寺长老救起,取名江流,就是《大圣归来》里江流儿的出处。长至十八岁,受戒的江流才知道自己身世。玄奘在师父指引下与母亲相认,将父亲留在客店里的奶奶赎出,并在母亲的指引下找到了自己的外祖父丞相殷开山诉说遭遇。殷开山命人将陈洪一伙悉数抓获处斩。殷小姐不敢见父亲,想要自缢:“吾闻妇人从一而终。痛夫已被贼人所杀,岂可面见颜从贼?止因遗腹在身,只得忍耻偷生。今幸儿已长大,又见老父提兵报仇,为女儿者,有何面目相见!惟有一死以报丈夫耳!”被殷开山劝阻。陈光蕊因曾放生龙王化身的鲤鱼而得以还魂。一家三口再次相认。最后陈光蕊复职,而殷小姐还是不忍偷生,从容自尽。
  这就不难做一个假设性的心理分析:母亲所受的蹂躏及最终的自杀,在少年玄奘身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少年阴影。或许生于寺庙之中,长于僧人之手的玄奘,对女性的第一印象就是受难者的形象。何况受难者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生身母亲。所以玄奘对女性生成了一种自然的负罪感。女性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审美和欲望的对象,而是需要救赎的人。这当然不是一种健全的女性观,也谈不上对女性的尊重(真正的尊重不是不平等的悲悯,而是平等的互敬)。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自身经历对价值观的影响之巨,也不能否认唐僧对于女性的扭曲心理中蕴含了某种高贵的东西,那就是无辜而负疚的亏欠感。特别是在两性之间,这种亏欠感更是难能可贵。德国思想家舍勒分析爱欲中的羞耻感,并指出了“羞感总之是对个体的一种负罪感,它不一定针对我的个体的自我,而是针对一种总之已被给定的自我,无论在我身上或是在他人身上。”玄奘虽然不必对母亲的死负责,但是在人世的罪恶面前,每个人都很难独善其身。
  当然,这不是说玄奘从一开始就是小说中善恶不分的愚氓。在知道了自己身世后,玄奘“不觉哭倒在地道:‘父母之仇,不能报复,何以为人?”在见到生母殷小姐后自述道“我说起来,冤有天来大,仇有海样深!我父被人打死,我母却被贼人占了。”在见到奶奶后也向天拜道“念玄奘一十八岁,父母之仇不能报复……”可见十八岁的玄奘是时时刻刻把复仇镌在心里,为了复仇不惜手刃血洗的。只是在仇人就戮之后,母亲还是不堪旧日之辱而自杀。这一定给青年玄奘以不小的震撼。或许直到某一天,玄奘才认识到复仇并不能根除人间的恶和不幸。佛门正是玄奘这种精神危机之后的皈依。
  玄奘本来有血性,同样,玄奘本来也一定有爱欲。只是在重大变故和精神危机之后,玄奘的灵魂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洗牌。《西游记》里并没有发掘玄奘的心路历程,但我们不妨合理地脑补。一切必有因。一切看似不合理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背后必有其根源。玄奘不一定是对的,但一定是有原因的。他在妖怪面前的善恶不分,在女人面前的恐惧忸怩,或许都和他少年时代经历的重大变故有关。
  玄奘在女人面前的扭曲表现,除了佛门戒律,或许也有恐惧,也有愧疚,也有害羞。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虚伪和矫情。怕和爱都是情感中最真实的地方。正如一位文学家所说:“害羞是唯一装不出来的情感。”然而现代哲人在把爱的价值推到极致的时候,却极力贬低怕的价值。怕总是与怯懦、保守、封闭联系在一起。然而唐僧连死都不怕,又怎么会怕女人?其实唐僧的怕不是一种贪生的怕,自保的怕,而是一种负疚之怕,是面对亲人受难和死亡的不能释怀,以及由此感到不能担荷人世罪恶的亏欠感。这也是《西游记》里最感人的地方,是人类在黑暗中最闪光的地方。
  不要再黑唐僧了!
  (微信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8-29 11:17:00 ) 第 19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说红楼】宝玉对黛玉是真爱吗?
  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在《斐德若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此世相爱的人是前世在天界侍奉过同一个神的人。无独有偶,《红楼梦》开头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的绛珠草,每日被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绛珠草得赋人形。神瑛侍者下世为人,绛珠追随神瑛侍者来到人间,愿在人间以泪偿之。
  然而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石破天惊地指出:神瑛侍者不是贾宝玉而是甄宝玉。甄宝玉才是真宝玉,贾宝玉只是“混充的”假宝玉。周汝昌为了证明宝玉与黛玉不是一对(与湘云才是一对),也是蛮拼的。但周汝昌先生拆散宝黛“木石前盟”的理由却十分充分:“绛珠是感恩,不是‘爱’上了他,而且准备的是报答,报答之方是以泪还债。这是感谢,不是‘热恋’,又‘盟’个甚?”(周汝昌《何来“前盟”》。见《红楼夺目红》)就宝玉而言:“他对黛玉,并无如此渊源根柢。与其说是‘爱’,还不如说是怜是惜,是体贴关切。”(《雪芹批评林黛玉》)
  周汝昌先生接着讲了黛玉的不可爱:“黛玉正是太不光风霁月,太不阔大宽宏——太把儿女私情放在心尖上,别的一概未见她有所关切,有所救助,有所同情,有所贡献。”作家毕飞宇先生更是进一步指出宝玉最爱的人不是黛玉而是晴雯:“撇开身份,你以为贾宝玉最爱的那个人是谁?是林黛玉吗,我看不一定,宝玉当然是爱黛玉的,但他们的爱是‘革命者’的爱,他们志同道合,渴望一起‘奔赴延安’,但‘革命者’的爱情往往靠不住,革命胜利了,爱情也就终止了。我倒是觉得贾宝玉最爱的那个人是晴雯,《芙蓉女儿诔》可以证明这一点。”作家虽然别具慧眼,但依然没有点出宝玉对黛玉并非真爱的根本原因。宝玉固然是“革命者”,但黛玉不是。
  宝玉对黛玉并非真爱,是由于他们灵魂和性情上的不契合。宝玉是个不仅是个“革命者”,还试图成为立法者。他要做“上上下下都长了一双势利眼睛”的贾府里的反潮流英雄。他不仅在一时一事上反抗,更渴望改变整个贾府庸俗鄙陋、漠然无情的心灵秩序,希望将贾府改造为一个爱无差等,天情流行的有情世界。或许是因为有这种杀出一条血路来的气概,所以贾母才说了那句看似突兀的话:“就只这个玉儿像他爷爷。”而黛玉虽然“孤高自许,目下无尘”,长年在“风刀霜剑严相逼”中枉自怨嗟,但她把自己看得太重,对外物的伤情也只是这个过重的自我的投射,而缺乏超越一己哀乐的形而上承担。而当境遇改善,她的怨恨也就平复下来,竟至同化于环境。黛玉不可能像宝玉那样,富贵闲人无事忙,为远方无数的人牵肠挂肚。我在《薛宝钗“招安”》一文说道:“宝玉是块石头,改造不了,而黛玉可以改造。因为黛玉的伦理感要高于宝玉。宝玉挨打,黛玉泣道‘你从此可都改了罢!’桃花社重启,而贾政检查功课,黛玉便主动停止诗社活动;宝玉不愿见孙家提亲,黛玉说‘我劝你把这脾气改改罢!一年大二年小的。’和紫鹃用了同一个词。宝玉以我观物,充满了‘为自然立法’的霸气,黛玉却应物斯感,容易被外界触动,因而可以感化。”
  《红楼梦》第十九回脂砚斋批语引《情榜》的评语“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情情”就是从自我出发投放情感,自我与“情”的对象之间有一种映射式的对应。而“情不情”则试图超越自己而代万物立言,将“不情”的万物纳入自我建构的有情秩序中。“情情”必须是对等的有回应的情感互动,而“情不情”则难免剃头挑子一头热。宝玉的“情不情”体现在对黛玉用情的同时,也对其他女子用情。宝玉的不情之情中,既有长期的依恋,比如对宝钗、湘云的欣赏,对晴雯的眷恋,也有瞬间的迷狂,比如注视龄官画蔷而不顾雨淋、为平儿受委屈而心疼、请玉钏尝莲子羹、为与茗烟幽会的女孩感到可怜。既有对身边的女子,也有对周遭的风物,如傅秋芳家婆子说的:“时常没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
  可以说,宝玉对黛玉所怀有的是“情”不是“爱”。虽然“爱情”二字常常连用,但爱和情却并不等同。爱是具有特定对象的情感。这一对象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类人。但必须是与自己灵魂相契的人。“爱”就是寻找、追求、献身于这一特定对象的热望。但“情”却是一种普遍的情感,它不拘于特定的对象。“情”是无定质的泛化的爱。爱只能发生在灵魂相契的人之间。而“情”则不一定需要这样的灵魂契合感。情更像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以及小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正如周汝昌先生指出的那样:“《红楼梦》的真主题并不是什么’爱情悲剧‘,而是人与人的高级的关系的问题。即最博大、最崇高的情。”(周汝昌《“情榜”的文化涵义》。见《红楼梦与中国文化》)鲁迅先生将《红楼梦》定位为“人情小说“,若不将“人情”做庸俗化的理解,也是很有洞见的评价。
  宝玉的“情不情”,不是滥情,而是为这个无情的世界“补情”,希望重建美善的心灵秩序和人际关系。《红楼梦》的“补情”的主题最早由刘小枫先生揭示:“整部《红楼梦》不过是部‘情案’:‘情’能否在大荒无稽的世界中重新确立。历史世界的大荒无稽,要是没有某种神圣的东西,人如何能够承受大荒无稽的生活。”(《拯救与逍遥》第三章《走出劫难的世界与返回恶的深渊》)面对贾府的恶和漠然,宝玉选择了用“情”去承负、克服和超越。然而病重的贾府已经虚不受补,无限的情本体嵌入有限的人性空间,必然造成“情既相逢必主淫”的荒诞结果。宝玉并不打算让泛化的情上升为确定的爱,那么悬空的情必然下降为肉身的欲。情是有限而脆弱的。情对于宝玉来说是克服恶的善根,但搞不好却变成了“绝望的肉欲”(博尔赫斯评《红楼梦》语)。情需要一个理想的主体来承载,有美好的人才有美好的情。然而贾府里,这样的理想主体大概只有宝玉一人。无主体的情本体,必然是情的泛滥成灾。宝玉的补情大业,和历史上那些我们熟悉的政治浪漫主义运动一样,结果必然是多情剑客无情剑,奈何明月照沟渠。
  情不知所以起,亦不知所以终。
  《红楼梦》的悲剧性,不在于爱的毁灭,而在于情的失败。
(作者微信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10-24 16:16:00 ) 第 20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说三国】曹丕最忌惮曹植哪一点?

曹丕对曹植最忌惮的地方,其实并不是曹植的才华和文采。这些只是加分项而不是基本盘。曹丕对曹植最无法容忍的,是曹植对兵权的染指。

在接班人之争上,曹丕与曹植明争暗斗,互有输赢。司马门事件似乎是半决赛的决胜局:“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于涛先生指出,司马门是曹操重建洛阳城的宫禁之门,而洛阳城的重建完全仿照都城,这意味着曹操已经按照天子的配置为登基做营建。但曹植擅闯司马门事件,某种程度上乃是一种对王权的僭越和预支,这将曹植内心深处的热望和浮躁都暴露在世人面前。这使得曹操大为震怒,决定不再考虑曹植。这一局的输球,并不是因为曹丕的洪荒之力,而是因为曹植自己不作死就不会死。

然而后来曹操竟然给曹植加了一场复活赛,那就是建安二十四(公元219年)年,曹仁于樊城被围,于禁被水淹七军之际,曹操任曹植为南中郎将,命其南下救援樊城。这样的任命意味深长:须知在此之前,曹丕曹植均没有接受过军事任命,都未曾接触过兵权。带兵打仗的一直是三子曹彰。而在吴蜀未灭,天下未定的情况之下,未来的曹氏政权也必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之内保持其军人政府色彩。所以未来的君主,没有一定的军事履历是说不过去的,而没有战争中的领导经验和威望,也难以对吃重的武官集团形成控制力。虽然王子中带兵的是曹彰,但他或许是因为综合素质不行,始终置身于储君之争之外。那么,在两个可能的接班人之间,谁先带兵,或者谁带过兵,意义就非同小可。曹植领兵的任命,一方面反映了曹操对于接班人的选择或许已经转向了曹植一边,若让曹植立点战功,立储就顺理成章;另一方面,即便领兵和接班不能划等号,曹植手中的兵权对未来的曹丕都无疑是一种威胁。有枪就是草头王——领兵的曹彰最终在曹丕那里不得好死,而曹植后来幸而不死,除了《七步诗》的煽情之外,或许也是因为曹植未掌兵权,威胁不大,因此因祸得福。

曹操对曹植的任命,也并非心血来潮。应该说,曹植一直充满建功立业的抱负,而曹操也知子莫如父,对曹植也是期望满满,一直寻找机会锻炼培养。曹植的名篇《杂诗》里,这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渴望溢于言表:

仆夫早严驾,吾将远行游。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将骋万里涂,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黄节先生在笺注此诗时,认为这是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所作:“《魏志》建安十九年秋七月,操征孙权,使植留守邺都。植有是赋(指曹植《东征赋》)。此诗盖同时作也。操临行戒植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免哉?”应该说,这虽然没有让曹植直接带兵打仗,但这等于是让曹植监国。何况“典禁兵,卫官省”(《东征赋》)虽然不是直接打仗,但已然属于备战状态。善攻者必先善守。曹操为曹植设计的进步之途,也可谓循序渐进。

对于建安二十四年曹植南中郎将的受命,曹丕自然无法坐视。但曹植此时却没有进入竞技状态,反而吊儿郎当,了不设防。出征前夜,曹丕略施小计,以送行为名将曹植灌醉,让曹植在大军开拨前失期误事。这样一来,延误军情事小,曹植在大伙心中的印象大幅度跌分,特别是曹操,更是对这个扶不起的子建大失所望。曹植不仅丢掉了兵权,也丢掉了在将士中的威信。曹操即便依然疼爱这个孩子,也只能把疼爱往肚里咽。在政治世界,不老实的曹丕和不靠谱的曹植相较,不靠谱的危害对于国家还是大些。

到手的兵权拱手送人,失去了才知道珍惜。直到皇位尘埃落定,曹植依然没有放弃对兵权的追求。在黄初四年徙封雍丘王之际,曹植献上了一首自我批评的《责躬诗》:

于穆显考,时惟武皇,受命于天,宁济四方……伊予小子,恃宠骄盈,举挂时网,动乱国经。作藩作屏,先轨是堕,傲我皇使,犯我朝仪。国有典刑,我削我绌,将置于理,元凶是率。明明天子,时笃同类,不忍我刑,暴之朝肆,违彼执宪,哀予小子。改封兖邑,于河之滨,股肱弗置,有君无臣,荒淫之阙,谁弼予身?……昊天罔极,性命不图,常惧颠沛,抱罪黄垆。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豪氂,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天启其衷,得会京畿,迟奉圣颜,如渴如饥。心之云慕,怆矣其悲,天高听卑,皇肯照微。

整首诗先叙述先父曹操的丰功伟绩,再做一番自我检讨。最终奏雅之际微露怀抱“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豪氂,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鉴于带兵的任城王曹彰之横死,曹植必定深知兵权乃是曹丕的敏感点。曹植只能将自己心中最深切的愿望,稀释在大段大段的自我批评之中,而将带兵打仗的愿望也说成是将功折罪。虽然建功立业是最大的心愿,但自我保全,韬光养晦才是当务之急。内心的扭曲,关系的微妙,实在是难以言说。

然而隐微的说辞未必能保护诗人,同是诗人的曹丕对曹植的文字游戏恐怕一眼看穿。清人吴淇在评价此诗时说道:“魏武帝以子建才类己,几欲易太子。所以子建与文帝各竖党羽,而子建之党犹盛。然终于不济者,独以未得兵权故耳。武帝既没,文帝决无假以兵权之理。而乃屡请自试,且请之于罹罪之余,更深文帝之忌耳。”

曹植那篇著名的《求自试表》,乃是写于太和二年(公元228年),即曹丕去世,曹叡即位后的第二年。《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载:“太和元年,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

曹丕的死对曹植来说或许意味着翻盘的可能。曹植将所有被压抑的诉求一股脑儿吐了出来:

“……方今天下一统,九州晏如。顾西尚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使边境未得税甲、谋士未得高枕者,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也。故启灭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圣明统世,将欲卒文、武之功,继成、康之隆,简贤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镇卫四境,为国爪牙者,可谓当矣……固夫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寝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未克为念……伏见先武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闻矣。虽贤不乏世,宿将旧卒犹习战也。窃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捷,以减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流闻东军失备,师徒小衂,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

依然是当年“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的豪情壮志。(作者按:曹植诗文中对敌国的指代由“西南”到“吴越”,或与其活动范围有关。盖《杂诗》“西南”与“吴仇”并举时,曹植以临淄侯之爵守邺城,此既是曹操军事大本营,亦是东西之枢纽,故吴蜀同是敌国。而晚期作品专以“吴越”“吴会”“江湘”代敌国,或是因为曹植的封国采邑由临淄而安乡而鄄城直至雍丘,一直在魏国东南部徘徊,近吴而不近蜀。故曹植明志之诗,也是着眼当下,并非空洞抒情)然而曹植再一次明珠暗投。曹叡的凉薄不下于乃父,而平庸则过之。况且兵权的敏感性乃是结构性的问题,并不因人而有所改变。

千古风流,浪花淘尽。历史没有给曹植建功立业的机会,而我们也不知道带兵打仗和吟诗作赋对于曹植究竟哪个更好。刘勰的《文心雕龙·才略》说“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或许对于曹植的不公平,在历史上却是公平的。我们无法假设历史,想象历史,而只能理解历史、珍惜历史,包括珍惜每一个具体的人,珍惜他们的苦难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作者微信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6-10-25 17:43:00 ) 第 21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说水浒】潘金莲的前世今生

  对潘金莲的评价,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在不同的时代,潘金莲的形象和定位也充满张力。
  除了《水浒传》,不同时代的人们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潘金莲的形象做了一些有趣的再创作。

  《金瓶梅》将潘金莲写成了一团肉,而其阴险毒辣并不亚于王熙凤,但小说中的她也有同情乞丐慷慨施舍的时候,也有不畏强暴与西门庆干仗的时候,也有写诗填词的时候。《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虽然是个淫妇形象,但是在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了另外的面相。潘金莲作为大户婢女,因不肯嫁大户,被大户报复让其嫁给武大郎的身世,以及骂武大时那段“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搠不出去的鳖老婆!”,给了新时代的人们许多再阐释的空间。

  中国现代话剧创始人之一、著名左翼作家欧阳予倩(1889-1962)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创作了五幕话剧《潘金莲》,轰动一时。首演由欧阳予倩先生自己饰演潘金莲,由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饰演武松。在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下,剧中潘金莲的形象也由传统小说里淫娃荡妇的形象,变成了受压迫女性敢于反抗的形象,《潘金莲》也俨然成了妇女解放的颂歌。《潘金莲》一剧的故事是,武大死后,张大户和西门庆同时对潘金莲起了占有之心。在争夺中,西门庆胜出,然而潘金莲却拒绝了西门庆的迎娶。最终武松搜集了武大之死的证据,在欲杀潘金莲为兄报仇时,潘金莲道出了自己心中爱的不是西门庆而是武松,她之所以和西门庆通奸,是因为西门庆长得像武松。武松在惊恐中杀死了潘金莲。该剧是中国现代悲剧的最早尝试之一,然而其悲剧性已非常成熟。剧中的许多场景也非常出彩,比如王婆施舍乞丐,潘金莲阻止时:

  潘金莲: 你瞧他眼也瞎了,脚也瘸了,什么都不能干,不是绝了望了么?绝望还不死,倒要活受罪,有本事没饭吃的人多着呢,哪儿还有闲饭养这种东西:给钱呢?最好杀了他! 
  乞丐 :你别这样说,留神也有瞎眼缺腿的时候!我从前也漂亮过啊! 
  潘金莲: 你放心,我不到像你一半儿就死了,决不让人拿闲饭来养我。 
  乞丐: 你才瞎了眼呢!当我瞎眼!(睁开眼)你瞧,这不是好好儿的眼睛吗?(跺脚)你瞧,这不是好好儿的腿吗?世界上都喜欢残疾人,我没法儿,要吃饭才装的呢! 
  潘金莲(惊视):唷,瞧不出你连我都蒙过去了,倒有一套!好了,念在你还有这点小能干,给你这几个钱吧,(与乞丐了钱)可是究竟被我试出你的假来了。哈哈,得意得意! 
  乞丐 :这个人有点疯气,赶快走吧。 
  王婆: 你这个人才真识不透呢,装假骗人,不是可恨吗?倒反给他钱! 
  潘金莲 :与其叫人可怜,不如叫人可恨!
  表现了潘金莲自强自立、毫不苟且的独立精神。又如峻拒西门庆时:
  潘金莲:不错,论他(武松)的势力,比不上你;家财,更比不上你;要论人品武艺,他可比你高强百倍。 
  西门庆 :你说他好,倘若是我和武松站在一处,你还是爱他呢,还是爱我? 
  潘金莲 :那自然是爱他不爱你。 
  西门庆(很惊异的样子)唔,你倒敢说!你可知道,你爱他,他不爱你。你害了他哥哥武大,他回来恐怕还要杀你! 
  潘金莲 :你也知道怕他回来,那就是了。可是他不爱我,我爱他,那只能由着我。从前我也曾用种种方法去试探他,他始终拿得定他的主意,真是个铮铮铁汉。那时候你跪着我面前求,我还没答应呢。所以我敬爱他,我也不过是可怜你。 

  巾帼女子对土豪的态度只不过是“可怜”,内心的强大要高于外在的富有,这便是欧阳予倩与男权中对女性的辩护和赞美,颇有曹雪芹“为闺阁立传”的精神。

  半个多世纪后的1985年,著名剧作家、“巴蜀鬼才”魏明伦先生别开生面地创作了四幕荒诞派川剧《潘金莲》,再次引起轰动和争议。这出戏人物场景古今交错,可谓是穿越剧开山祖师。剧中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等水浒人物与贾宝玉、上官婉儿、安娜·卡列宁娜等不同时空的人物轮番登台,以潘金莲对豪门的反抗与和武大的压抑生活为主线,以现代青年吕莎莎(李国文小说《花园街五号》女主角,现代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与施耐庵的论辩为副线。该剧对故事情节做了一些淡化,而以对话和心理冲突为推进故事的动力。剧中潘金莲继承了欧阳予倩的形象,对富户豪门一如既往地鄙弃。在张大户与武大郎之间,潘金莲毅然地选择了武大郎:
  潘金莲:(唱)
  威胁利诱,
  冷笑问我嫁哪头?
  那边是愚人丑陋!
  这边是衣冠沫猴!
  两边皆苦酒,
  一嫁终身愁;
  可有三条路?
  有,投进荷塘万事休!
  [潘金莲奔出佛堂,一阵夜风吹来
  潘金莲:
  风吹树摇,你要清醒些。
  树摇头,枝摇手.
  风拉袖.月挽留……
  (触景生情,唱)
  草木有情啊,风月好!
  妙龄如花呀,才开头!
  人生路上再走走,
  苦酒和泪吞下喉。
  (决然向张)
  武大虽丑,非禽兽
  豪门黑暗,似坟丘
  宁与侏儒成配偶
  不伴豺狼共枕头
  而贾宝玉、吕莎莎也石破天惊地将潘金莲视作不让须眉的烈女:
  宝玉:
  抗婚的鸳鸯沉苦海,
  投井的金钏瑰归来,
  潘金莲若进《红搂梦》,
  十二副钗添一钗!
  吕莎莎:
  (唱)比较学,跨朝代,
  巴金之《家》联想开——
  冯乐山可似张员外?
  鸣凤金莲同悲哀。

  而对于泼皮阿飞对武大的欺侮,潘金莲则鼓励武大要敢于反抗:
  天下乌鸦一般黑,躲到哪里去?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索性抬起头来走路,挺起腰来做人。大郎,你要争口气嘛。
  泼皮专欺窝囊,看你是卑是亢?你窝裹它就更泼,你泼辣它就窝囊!

  在第三幕《追求》中,潘金莲无法忍受武大的软弱,而武松的出现让她心中一亮,便忍不住向武松示好,而武松拒绝让潘金莲悲愤昏倒,昏迷中武则天让清官唐成审理此案,唐成则说“凡是王朝清官,只能医点伤风咳嗽,治不了大毛病,更医不好“妇女病”。这种现代黑色幽默和传统戏曲之间形成了某种张力。

  第四幕《沉沦》里,西门庆自导自演英雄救美,骗取了潘金莲的感情,遂使潘金莲以身相许。这里改写了潘金莲在小说中的肉欲形象,将她视为被欺骗被玩弄的无知少女。在沉沦与迷惘中,潘金莲陷入一串幻觉:法官让其继续厮守武大或自杀,安娜·卡列宁娜让她卧轨,武则天则教她杀夫。潘金莲不知所措,于是求武大郎修了自己,武大不愿放弃自己仅有的夫权,坚决不休。撕裂中的潘金莲于是走上了毒杀亲父的道路,最终死于武松的复仇。和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相似,临死前的潘金莲掏出了自己由红转黑的心,让武松知道自己对他的感情。
 魏明伦先生在评价自己的《潘金莲》时说:“施耐庵他是俯拍,他是仇视淫妇之恶,把女人看得很小,是小人、庸人、贱人、坏人;而欧阳予倩全是仰拍,仰着拍,是抬高叛逆女性的高大。而我的《潘金莲》是在俯仰之间,也就是说,把这个女人置身于大男子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看她本人的性格发展,该同情的时候我同情,该赞美的时候我赞美,该惋惜的时候我就惋惜,该谴责的时候我也谴责,所以说我这个是在俯仰之间。”(魏明伦《“我”的潘金莲》)

  该剧引起的轰动的同时也引发了两极的争论,支持的有吴祖光、巴金、萧乾、陈白尘、曹禺、余秋雨等,反对者有姚雪垠、贺敬之、林祖涵,在高层和社会上也褒贬不一。当然,魏明伦的戏也一度影响潘金莲在主流解释中的定位。比如《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就指出央视1998版《水浒传》的潘金莲形象,就不是按照原著的形象,而是按照魏明伦笔下的形象塑造的。

  而香港作家李碧华的《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则是站在女性的视角。讲的是潘金莲于冥界发誓为自己报仇。转世单玉莲后,于“文革”时在芭蕾舞团遭团长强暴,被下放至农村鞋厂。其间爱上了武龙,却在压抑的氛围中得不到回应。改开后,单玉莲嫁给了港商武汝大,虽然物质上幸福,但无法获得爱的满足。而武汝大的弟弟武龙正是她少时的爱慕。压抑中的单玉莲认识了摄影杂志的Simon,于是出轨并被武龙发现。Simon在单玉莲不知情的情况下毒死了武汝大,武龙误以为是单玉莲与Simon合谋,便找Simon复仇。单玉莲发现自己在重复前世的轨迹,知道武龙杀死Simon后会杀自己,于是极力阻拦。武龙杀死了Simon,而单玉莲在驱车逃跑中误将武龙撞死。武龙临死前透露了自己对单玉莲的爱。而武汝大和Simon也活过来了。前世的宿命完全调转。

  《潘金莲之前世今生》比起前两部,有更其激进的一面。如果说前两部是对女性的同情和赞美,那么《潘金莲之前世今生》隐喻的毋宁是对男权社会的复仇。如果说前两部的内在矛盾集中在阶级和文化层面,那么《潘金莲的前世今生》则更集中在性别层面。但不同于泛社会学的悲情控诉,小说以去道德化的视角反映都市女性的压抑和爆发,以女性视角揭示女性的生存状态。香港作为外在于启蒙/革命传统的他者,使得《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得以脱离两部《潘金莲》戏剧的启蒙色彩,而专注于感觉欲望的个体化写作。而欲望的个体化写作在客观上又证成了启蒙传统的个人主义趣味,使得小说与前两部《潘金莲》戏剧互文见义。

  这三部关于潘金莲的作品,它们的时空坐标各自反映了不同价值观的历史文化场域。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诞生于革命与启蒙双重变奏的时代,魏明伦的《潘金莲》则爆红于告别革命、继续启蒙的时代,而香港李碧华的《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则作为外在于启蒙/革命传统的他者,与这一传统保持着对话而互文的关系。它们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它们对潘金莲的评价无法上升到整全视野,而只能在某些方面上偏激地深刻。它们都试图代潘金莲立言,为潘金莲的故事寻找理由和动机,然而脱离于文本现场的代言,更多地只是作者的自我表述,潘金莲的形象,也渐渐脱离文本发生现场而成为一个流动的能指。其实,《水浒》中的潘金莲很难说得上是一个反抗者。真正的反抗应该是向更强者的反抗,而不是向武大这样更弱者的反抗。且小说中的潘金莲并无反抗之志,只有求欢之需。有反抗之志则可,无反抗之志则为淫。既然“反抗”只是后人的追加,则后人笔下的潘金莲形象,则更多地是一种外在的重构,而不是内在的评价。而对潘金莲做一个超越古今偏见的从容中道的评价,则一直还在路上。
  (作者微信号;典故里的中国)

綿綿恨盡唯餘愛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69
现金:
经验:3399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7-7-19 15:26:00 ) 第 22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荀彧的身上为什么有异香?

文/邢哲夫

东晋史学家习凿齿的《襄阳记》一书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刘弘的人喜欢香,即便上厕所也要备上香炉。一个叫张垣的人嘲笑道:“人们都说您是俗人,真不是讲假。”刘弘说:“您没有听说过荀彧荀令君吗?他身上有异香。在一个席子上坐过,席子上的香气仍然三天不绝呢。你为什么反感我的爱好?”张垣继续毒舌道:“您没有听说过东施效颦的故事吗?东施学西施捂胸皱眉,路人吓得都跑了。您想要吓跑我吗?”刘弘无言以对。

这就是著名的“荀令留香”的故事出处。荀彧身上的异香,再加上他的美男子身份,让后人传颂不已。比如唐代李颀诗“顾眄一过丞相府,风流三接令公香”、纳兰性德《沁园春》“欲结绸缪,翻惊摇落,减尽荀衣昨日香。”其实,要读懂一个故事,既要理解故事中的人,也要理解讲故事的人。故事反映的既是主人公的灵魂,也是讲故事的人的灵魂。那么荀令留香的故事究竟意味着什么?讲故事的习凿齿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荀彧是东汉末名臣,出自东汉末士族大家颍川荀氏。早年曾投靠袁绍,后见袁绍难成大业,于是转投曹操。但荀彧投奔曹操并非只是因为曹操是一支“潜力股”,而是因为曹操的实力足以终结群雄割据的局面,实现汉家的统一。荀彧念兹在兹的依然是汉室。当然,荀彧深知,曹操也绝不是省油的灯,而是一只养不熟的鹰犬。但要完成匡扶汉室、肃清天下的理想又必须依靠曹操这样的铁血军阀。这就是荀彧内心的基本矛盾,而这种矛盾最终以死的结局爆发。这是后话。

在曹操准备迁汉都于许昌,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之际,荀彧向曹操做了一次进言。荀彧的进言非常有意思,先是举了刘邦为义弟报仇、晋文公为周襄王靖难而诸侯归心的故事,希望曹操也能效仿。然后又肯定了曹操“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并希望曹操“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荀彧的修辞充满了智慧。他知道曹操的目的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荀彧依然希望天子的主权者身份依然能约束曹操。迁都许昌这件事,荀彧试图将它从曹操本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转换成汉室本位的“奉主上以从人望”。这就好比荀彧利用曹操扩充地盘来实现汉室统一的理想。虽然荀彧这样想,但对曹操建言之际却显得处处是为曹操着想。而荀彧对曹操的赞美,实质上都只是隐微的规谏。这类似心理学的“良性暗示”。所以荀彧不吝“心无不在王室”“ 秉至公以服天下”这些溢美之词,都只是希望曹操真能像他赞美的那样,廓然大公,心系汉室。

官渡一战,曹操在不利的情况下意欲退兵并致书荀彧,荀彧为曹操分析了情况,并鼓励曹操继续相持拖垮袁绍,伺机决战。这里的问题是曹操帐下智者如云,为什么不远千里咨询荀彧。笔者认为,一方面,这时荀彧已是汉室的尚书令,在名分上可以代表汉室的态度。而曹操与袁绍的战争也并非一般性的争夺地盘。因为在之前讨伐董卓时,袁绍曾与韩馥密谋立刘虞为帝,这无疑是袁绍不臣于献帝的黑历史。曹操打袁绍,当然要利用这一层矛盾为自己增强合法性。而另一方面,曹操对荀彧也是一种拉拢。曹操既然惜荀彧之才,当然希望荀彧真正效忠的是自己而不是献帝。但荀彧毕竟是献帝亲授的尚书令,名分上属于王室而非军府。所以曹操不惜千里问计,是想要显得对荀彧欣赏和重视。

曹操对荀彧的拉拢,在其亲自向献帝上表为荀彧请增封邑这件事上更是表现无遗。荀彧再三辞谢,恐怕并非虚礼,而是确实不愿接受曹操拉拢。建安十一年,曹操又试图授予荀彧正司一职,荀彧托侄子荀攸推辞,“至于十数,乃止。”如果说再三推辞是做做样子,那么推辞了十多次,且委托与曹操关系密切的侄子荀攸推辞,就只能用拒绝合作来解释了。(荀彧荀攸叔侄为何各自忠诚于敌对的两家,笔者认为大概是因为出于维护家族利益而形成的一种默契和平衡,以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谁赢谁输,都不会一锅端。就好比诸葛三兄弟各自效忠魏蜀吴。)

而曹操对荀彧的嫌隙或许就是在这次被拒之后已然种下。建安十七年,大臣董昭试图表奏曹操进爵为国公并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皇帝“赏赐”象征权力的九种器物。而“赏赐”无非是被勒索的破财免灾。加九锡意味着问鼎天子,下一步就是取而代之了。或许是明知荀彧对汉室忠诚,所以董昭(其实代表曹操)有意咨询荀彧的意见,引蛇出洞。果不其然,荀彧立马劝阻:“曹公本是兴义兵匡扶汉室。虽然功勋卓著,又怎么能背离初心,舍弃忠义?您若是敬爱曹公,就应该爱人以德,不要陷曹公于不义之地。”果然,荀彧的劝阻彻底地唤起了曹操的敌意和杀心。(其实在这之前,曹操试图恢复大禹时代“大九州”的建制,这显然是以大禹这样的帝王自居。面对这一僭越意图,荀彧再次从战略战术的角度分析此举之蔽,使得曹操欣然放弃。可以猜测,荀彧对于曹操的僭越肯定是腹诽而面从。只不过荀彧再一次迂回劝阻,表面上为了曹操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汉室的权威。只不过这一次敷衍了曹操,但矛盾迟早要爆发。与狼共舞,终究是与虎谋皮。)


曹操又想了一条诡计,求天子在自己南征孙权之际让荀彧随军出征。这一方面固然是拿天子重臣作为手中的一张黑桃K,但更重要的是曹操已经知道了荀彧对汉室的死忠。如果荀彧像西汉的晁错那样在皇帝耳边建言削藩,或者有其他任何不利于自己的行动,那无疑是一枚定时炸弹。所以首先要分离汉献帝与荀彧,砍断汉献帝一条臂膀,其次便是对荀彧下手。而汉献帝也并非白痴。他似乎察觉了曹操的意图,于是马上封荀彧为侍中、光禄大夫,并且持节随军。这些都表明汉献帝试图以荀彧作为监军,特别是让荀彧“持节”,貌似是给荀彧某种特权。而这也是傀儡的汉献帝弱弱地向曹操宣示主权。这当然违忤了曹操的意图。可以说,荀彧已经成为了曹操与汉献帝博弈的一个棋劫。曹操想离间荀彧和献帝,不为我用,即为我仇。而献帝也希望荀彧来监视和限制曹操。在这种僵局下,曹操不得不做出下一步也是最后一步。

曹操在荀彧随军的途中,命人送给荀彧一盒食物。荀彧打开盒子,居然发现里面空空如也。荀彧知道了曹操的意图是让他死——笔者从小到大都没有搞明白一个空盒子是为什么就暗示了死亡,难道是赵本山小品《心病》里“这个小盒才是你永远的家”,然后范伟“嘎”的一声抽了——直到后来看到一种说法,说空盒子暗示汉禄已经食尽了,汉家已经发不出禄米了,也就是暗示了汉家的气数已尽,我曹操取而代之已成定局,你荀彧看着办吧。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释(然而笔者查阅了各种资料,都没有找到这一解释是谁提出的。在此致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曹操送空盒的意义就不是像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的“隐其诛”(不直言地命令荀彧自裁)。因为曹操与荀彧之间在无论在名分上还是道义上都不构成命令—服从的权力关系,不存在主子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回事。曹操送空盒子的意图只是诗意地暗示,汉室已经回天无力了,你若是做定了孤臣孽子,你可以学伯夷叔齐这样的遗民,宁愿饿死也“不食魏粟”。反正“汉粟”是吃不着了。总之道义上你应该去死,当然你也可以忘记初心,苟且合作。曹操这一招真是胜过千刀万剐:你若是忠臣,你就用死来证明吧。曹操知道荀彧心中道义最重,于是就反手抡起道义的大棒,将荀彧绑架在断头台上。

但我们也不能责怪曹操的道德绑架。毕竟是先有了荀彧心中的道德法则,才有了曹操道德绑架的机会——而在这种“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炎武语)的流氓时代,道德绑架也并非常常有效。你无法绑架一个毫无道德感的人,比如吕布之流。而朝代更替之际的贰臣叛将更是不计其数。总之,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贵是高贵者的墓志铭。荀彧的结局达成了曹操的心愿——但他不是死于曹操的他者意志,而是死于自己的头顶星空,死于汉室将顷、独木难支的血的事实。“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王国维语)《后汉书》里记载荀彧“饮药而卒”,《三国志》记载荀彧“以忧薨”。但只要我们明白荀彧的心迹,便知道两者并不矛盾。忧诚然有,但忧的肯定不是曹操对自己的杀心,而是汉室的倾覆,而饮药自杀也不是屈从于曹操的淫威,而是“殉纲常”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评王国维语)。


值得欣慰的是,魏国并没有将荀彧列为魏臣,虽然他为曹操做了许多暧昧的献计。曹魏曾经于青龙元年、正始四年将典韦、夏侯惇等故去的魏臣配飨于太祖庙,就是陪死去曹操在太祖庙里吃冷猪肉,以示尊崇。其间却没有荀彧。这说明曹魏政府在不承认荀彧魏臣身份的同时,也客观地尊重了荀彧作为汉臣的选择。历史上对荀彧的评价普遍较高,《后汉书》评价荀彧“诚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也……盖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也。 ”突出的是荀彧拯溺天下的仁。而最后一句“功申运改,迹疑心一”道出了荀彧身上的暧昧性和确定性的辩证统一。荀彧曾与曹操有过一些合作,这是他在行动上暧昧的一方面(“迹疑”),毕竟他没有像董承那样与曹操死磕。然而在那个时代,现实主义就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就是现实主义,而理想主义只能用来殉难。所以现实主义导致了荀彧“迹”的暧昧,而理想主义则证成了荀彧“心”的坚贞。近千年后的苏轼,更是高度评价荀彧“圣人之徒也”“ 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虽然有所保留,但也充满了理解之同情:“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于此亦可以征人性之善,虽牿亡而不丧。”突出了荀彧的深情,可谓异代知音。

而文章开头的习凿齿(317-383,一说328-413),是东晋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学著作《汉晋春秋》已散佚,目前可见的为集佚本。这部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记录三国的历史时以蜀汉为正统,而不是像《三国志》一样以曹魏为正统。所谓正统,就是在缺乏统一中央政府,多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代表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政权。《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是因为作者陈寿仕于晋朝,而晋朝又是脱胎于魏。以魏为正统的观点也为司马光《资治通鉴》所取。但习凿齿在那个时代掉臂独行,是因为当时大将桓温试图篡夺晋室,故习凿齿作《汉晋春秋》,讥贬篡逆之魏晋,表彰匡复之蜀汉,以使乱臣贼子有所畏惧。

当然,作为史学家,习凿齿不尊曹魏的原因有二,第一是历史的原因:“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则其道不足;有靖乱之功,则孙刘鼎立。”认为曹魏并没有实现一统,只不过“暂制数州之众”。司马光以魏为正统,是认为魏实现了统一(“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为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而习凿齿不帝魏,恰恰是因为魏晋没有实现统一,也就无所谓王道,可以说老早就否定了司马光的看法。第二则是道义的理由:“禅代之义,不同尧舜,校实定名,必彰于后,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虚之魏以屈于己,孰若杖义而以贬魏哉……魏武超越,志在倾主,德不素积,义险冰薄。”认为献帝禅让乃出于逼迫,而曹魏阴险无德,得国不正,不足以担当大统。“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从道义的角度,蜀国最为正义。即便是弱国,也可以一变而至于道。

习凿齿的“蜀汉正统论”影响了宋代大思想家朱熹。朱熹不满司马光以曹魏为正统,所以在《资治通鉴纲目》里继承习凿齿的观点,以蜀汉为正统。但“蜀汉正统论”最大的影响还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尊刘备抑曹操,给曹操画白脸、贴大字报,同时极力美化刘备诸葛亮等蜀汉集团,不能不说是习凿齿“蜀汉正统论”种下的果。基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同是拥刘反曹的习凿齿为什么为不帝曹魏的荀彧编了这么一个荒诞不经但又摇曳婀娜的故事,就是因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赞成”。而荀彧在习凿齿眼中正是这样一位不帝曹魏的孤臣孽子,不要说留香三日,便是流芳百世犹不尽然。在中国的史书里,故事绝不只是反映事实,而且还表现评价。

当然,抛开政治立场和伦理教条,荀彧的故事也确实令人荡气回肠。而习凿齿的“蜀汉正统论”虽然不采纳于官修史书,却始终以民间立场的形式生根开花,最终孕育了伟大的《三国演义》。虽然历史是胜利者的书写,但我们也不能忘了刘少奇同志的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作者公众号:典故里的中国)

綿綿恨盡唯餘愛

 22   22   1/1页      1    
Powered By Dvbbs Version 7.1.0 Sp1


CopyRight © 2000-2012
菊斋
本站编号:闽ICP备05001145号 福建省通信管理局
有事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