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斋文化论坛区散文小说 → 超越“电车难题”——《流浪地球》中的残酷伦理

您是本帖的第 346 个阅读者
树形 打印
标题:
超越“电车难题”——《流浪地球》中的残酷伦理
梵阿一铃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等级:业余侠客
文章:383
现金:
经验:3606
门派:无门无派
注册:2014年4月9日
ip地址已设置保密
(发表于 2019-3-15 15:53:00 ) 楼主
 点击这里发送电子邮件给梵阿一铃

超越“电车难题”——《流浪地球》中的残酷伦理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梵阿一铃(来自豆瓣)
来源: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0043931/


文/邢哲夫

《流浪地球》在创下新年档票房新高,成为了春节期间现象级话题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有意义的争论。争论延伸到原著及电影的价值观层面,而较为集中的一点,就是为了拯救地球和人类,应不应该让几十亿的生命为之牺牲。小说中政府根据年龄规定灾难时撤离的先后次序,结婚后的生育权要由抽签决定,以及影片中的获得地下城的资格由抽签决定,这一系列残酷的选择和决断,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审视下是否要得?

较为典型的讨论是署名作者漂移舟的文章《<流浪地球>的政治想象:以“人类”名义要求“人”的牺牲》。该文指出:“刘慈欣如此彻底地将‘人类’放在首位,成为一切牺牲的旨归,而在祭坛上最醒目的是‘人’本身。在流浪的时代,‘人’将被‘人类’取代。”“借助极端情境,刘慈欣为这一观念提供了支持:唯有‘人’,连同其生命与人性,牺牲于‘人类’,‘人’才能作为‘人类’存活。在二者无法两全之际,‘人’与‘人类’之间的区别不再仅仅是名义上的,而是现实的生死存亡。当刘慈欣在‘最后的人类’中选择站在人类存续的立场时,这一最后的人类所剩下的仅仅是一具生物性躯体,作为人的身份已然残破无法辨认。”作者看来,在“人”和“人类”的“电车难题”之间,刘慈欣毅然选择了人类,而无视无数个体生命的无助和苦难。作者确实将人与人类之间的选择视作一道“电车难题”:“这几乎可以看做一个类似‘电车难题’,区别在于,这一‘最后的人类’场景既不是在两种不同的道德之间做出选择,也不是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做出选择,它完全超出了属人的道德尺度。”

作者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一点:这并不是一道传统的“电车难题”。《流浪地球》原著里,大刘也似乎在暗示什么:“古代曾有过一个伦理学问题:当洪水到来时,一个只能救走一个人的男人,是去救他的父亲呢,还是去救他的儿子?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提出这个问题很不可理解。”

为什么这个问题不可理解?其实,在刘慈欣那里,在“这个时代的人”那里,这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判断题。

“电车难题”预设了现代性伦理的政治正确:个体的生命价值必须得到尊重。个体价值和个体感受无法通过工具理性量化为选择的根据,因为它们拥有质的平等。所以选择的难处,就在于人们无法毫无亏欠地去牺牲任何的个体,去成全哪怕是更多的个体或更高的位格(比如“人类”)。电车难题的另一个伦理预设就是建立在共情之上的良心谴责。由于同情已成为现代政治伦理的一大基础,相关个体的生命感觉特别是苦痛感觉,必然要唤起施与者自身的同频共振,所以电车上任意一方的撕心裂肺,都会成为司机或铁道工人的泣血椎心。总而言之,“电车难题”之难,就难在它预设的无法跨越的个体主义原则:从受事方而言,它难在必然要牺牲个体价值,而个体价值无法通过工具理性来判断高下;从施事方而言,它难在任何选择都要引起施事者感同身受的共情体验,以及相伴相生的个体负疚。我们看待“电车难题”,常常聚焦于轨道上的两端无法取舍,其实“电车难题”的要害,毋宁说恰恰是电车司机自己的精神苦刑。

然而在《流浪地球》里,这一伦理困境已经超越了伦理选择,而走向了伦理决断。摆在地球人面前的事实是,牺牲不是选项之一,而是必由之路。联合政府不做出牺牲一部分人的决断就无法生存。由于资源的有限和匮乏,它只能满足一部分人的生存需求。地下城不能延伸到熔岩及以下,而尊重并实现每个人的逃跑权就意味着人类的集体灭绝,在让新生儿活活饿死和剥夺生育权之间,准妈妈们恐怕都会赞同“最好的是不要出生”(尼采《悲剧的诞生》)。如果“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剩余时代的奢侈,而匮乏时代必然是“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荀子·荣辱》)。再加上态势的紧急和时日的无多,公平计算合理分配的时间成本及人类风险由谁来买单?在紧急状态的例外中,斩断情丝的决断便成了必要。尊重个体价值和平等权利的前提是摆脱了生存紧急诉求的闲暇,当这一前提已不存在,为了安抚弱柳扶风的个体良心而纠结于“电车难题”岂不是矫情和自私?为了纠结于伦理责任(如果亏欠感也算责任)而放弃决断岂不是逃避了人类生存的责任?正如刘慈欣所说的“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们都消失了,一片黑暗,这当中没有人性不人性。只有现在选择不人性,将来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机会重新萌发。”《流浪地球》原著里“在这个时代的人看来,提出这个问题很不可理解”,正是因为洪波涌起,换了人间,人类已经告别了剩余的时代,而进入了匮乏的时代。如果我们承认人是具体的历史的存在,而不被某种形而上学的类本质框死,那么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主体间性。在地球走向灭亡的紧急状态下,个体原则已经不是第一原则,种的延续才是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宪制基础。人类需要的不是政治正确,而是政治成熟,即“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决断。“电车难题”立足于本体论的人性人权,而毁灭之际的决断则根植于生存论的人际关系——而毁灭之际最基本的关系就是所有人都应该被拯救,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被拯救。当电车分叉上的徘徊歧路不再适用于这一例外状态,联合政府便只好担荷人类罪恶和残酷,而将选择权抛掷给抽签、年龄等非人为因素。决断超越了选择,成为了个人和人类的命运之神。

但在《流浪地球》里,联合政府各种带血的决断并非只是以生存的名义和技术的安排。联合政府的决断虽然不再纠结于个体权利和个体感受,但依然对道德星空有着最深的敬意,而不是“完全超出了属人的道德尺度”。因为他们的决断取决于他们的伟大动机——保全人类。康德区分了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法权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