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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竞天择达尔文主义如何在中国扎根
落叶满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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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8 23: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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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竞天择达尔文主义如何在中国扎根
美国学者浦嘉珉的《中国与达尔文》是一本久负盛名的学术著作。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在这本著述上耗费了长达十几年的时间,也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在哈佛研究时的指导老师是鼎鼎大名的两位汉学家费正清和史华兹教授,更重要的则是因为浦嘉珉所处理的议题是如此富有普遍性和争议性:达尔文主义或者说生物进化论学说在中国的演变、误读及其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达尔文毫无疑问从未到过中国,但是如果提及达尔文主义,则早已在中国根深蒂固生根发芽,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至今仍被许多人奉为职场生存的不二法则。这种已经化为不证自明的常识的残酷生存法则一方面说明了进化论学说的影响早已深远至日常生活;另外一方面无疑也暗示了我们对达尔文主义简单而粗暴的误读——留下的仅仅是朗朗上口的几个词汇而已。这种隐秘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与达尔文》重新梳理检讨达尔文主义的中国化问题,可谓恰逢其时。 著名汉学家史华兹教授早在那部经典性的论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注意到了达尔文主义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根据他的分析,欧洲思潮中对近代中国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经过严复介绍进入中国,从两个方面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其一,社会达尔文主义激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从而根本改变了传统知识分子所认同的社会道德目标。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的迷念驱使他们拥抱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其目的都可归结为对国家富强的无休止的追求。其二,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德目标,而且为他们提供了实现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强调提升人的能力,对权力无止境的追求,崇尚不断的斗争和革命哲学,“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这些在后来毛泽东思想中屡屡闪现的格言是对这种斗争哲学最好的诠释。
史华兹这些十分富有创见的思想启发了浦嘉珉从更深层次追寻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在书中,浦嘉珉把受达尔文主义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为代表,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作为结束;第二代为胡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为代表,以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兼容并包”各种主义到逐渐被马克思主义所替代结束;第三代则以毛泽东为代表,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建国后的统治意识形态作为结束。虽然在书中浦嘉珉把论述的重心放在了第一代达尔文主义者身上,但在书的结尾部分中他却提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在使中国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达尔文对中国做了什么?如果说提出问题比给出答案更为重要的话,这仍然可以看作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浦嘉珉也只是阐明了自己的看法:“达尔文既解放了中国,又部分地使之重新受到束缚。达尔文把中国从许多过去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但他又有助于诱使中国陷入现在新的迷信里。”从中国近代遭受西方侵略开始,达尔文主义一直威胁着中国,但与此同时,达尔文主义又给中国以新的希望。它鼓动或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的一切事情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它成为支持变革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武器;通过质疑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权威,它促成了中国思想的真正复兴。但这一切也让达尔文主义成了近代中国的一种新的神话。
假如不断进化是达尔文主义的精髓,那么当达尔文主义成为一种新的权威神话的时候,进化开始停滞不前。这才是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演变的最为吊诡之处:达尔文主义淘汰掉了达尔文主义。所以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杜威的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主义成为了达尔文主义新的变种。而最终马克思主义取代各种主义成为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则无形中昭示着马克思主义是比达尔文主义更为达尔文主义的学说。比如帮助毛泽东皈依马克思主义的蔡和森十分佩服马克思:“窃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骨髓在综合革命说和进化说。”而在新文化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杂志《新青年》则认为“达尔文阐明了生物个体地进化,马克思却阐明了人类社会地进化”。马克思用阶级斗争的方式重新诠释了进化论:无产阶级是最终的胜利者,会用不断的革命方式和暴力手段战胜资产阶级和西方的资本主义。 考察达尔文主义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变种会很有意思。仿佛一个人不时会重新着装、打扮,改头换面,重新站在舞台上,把过往的历史戏剧重新演义。但是就在这种不停的改头换面之间,原来的达尔文主义已经面目全非。或者说,当达尔文主义最初被严复引介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是一副陌生化的面孔了,经过一系列的变革维新、激进革命、文化运动等包装之后,我们已经无法分辨在那副厚厚的粉妆的脸谱面具后面是否还有原本达尔文主义存在。
浦嘉珉在《中国与达尔文》一书的结语中说,达尔文在方方面面已经被中国化了。也许这只是我们注意到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达尔文是不是也正暗暗地“化中国”?当我们日益迷失在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的时候,当我们为无产阶级必将解放世界的神话心醉神迷的时候,当我们认为在二十一世纪中国会成为世界中心的时候,达尔文主义的汹涌暗流已经把持了国人蒙昧而狂热的心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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